§§第三章：建安七子都有谁（四）

　　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如今人们有许多时尚的观念，像“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云云。在这些理论的引导下，天下事原没有对错之分，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就行。所以曹操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什么都不算错，能够取得成功就是英雄。

　　曹操的历史功绩，现在看来，应该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时，扫平北方军阀，统一中国北方，恢复发展生产，使北方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太平生活。这些功绩，表现出曹操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另外，他博学多才，其诗歌至今流传，又表现出卓越的文学才能。这些功绩和才能聚于曹操一身，自然显现出男子汉大丈夫的非凡魅力，有人因此而喜欢他崇拜他，也算是有道理的。

　　曹操对于汉王朝，也是有些贡献的。早年，他是“治世之能臣”，不畏豪强，执法严明，将他的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领兵打黄巾，虽然有镇压农民起义之嫌，毕竟也是对汉王朝有保全之功；兴兵讨董卓，虽然没有成功，但也是堂堂正义之师。后来迎献帝，迁都许昌，恢复礼乐，使奄奄一息的汉王朝又多活了许多年，这也是有贡献的。曹操因此得意地自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如果曹操真的肯做周文王、周公，做伊尹、霍光，那在历史上他就可以称是一个完人了。但是不然，曹操至所以肯留着汉献帝，不是拿他当君王，只是为了“挟天子而令诸侯”，只是为了握一张王牌，方便其发号施令。一旦羽翼丰满，根基稳固，就要取而代之。中，建安年间曹操每一次升官，范晔都写为“曹操自为……”表面上仍是献帝封的，但曹操想当什么，献帝就得封什么。“三公制”搞腻了，就改为“丞相制”，直到后来封魏公加九锡，最后进封魏王。

　　对忠于汉朝的官员，有名望的官员，曹操陆续实施排挤、罢免、屠杀。而那些试图对抗曹操扶保汉室的官员贵族，曹操更是杀得有理，甚至牵连上皇后皇子。

　　曹瞒传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曹操有政治、军事、文学诸方面的才能，在东汉末年群雄争斗时颇多建树，统一中国北方的大部分领土，也是有历史功绩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曹操，崇拜曹操，乃至觉得戏台上给曹操勾大白脸不公平，白脸一度被改成了粉脸。

　　中曹操的恶行自然不少，但演义作者是“尊刘”的，难免有不少过份的加工。中的曹操，因作者陈寿是晋时人，晋承魏祚，难免要多说一些魏的合理性，所以给曹操的好话也不少。这两天我正好读，这是南北朝人写的，感情因素自然要少一些，在中，我发现曹操的劣迹不少，给他勾白脸，着实不算冤枉。且抄几段书来看：

　　建安元年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壬子，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一]注[一]山阳公载记曰：“时许靖在巴郡，闻立诸王，曰：‘将欲歙之，必姑张之；将欲夺之，必姑与之。其孟德之谓乎！’”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十一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

　　是岁，曹操杀琅邪王熙，国除。[一]注[一]坐谋欲渡江，被诛。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一]注[一]三辅决录[注]曰：“时有京兆全祎，字德伟，自以代为汉臣，乃发愤，与耿纪、韦晃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事败，夷三族。”

　　个人认为曹操生性多疑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来概括，首先人格方面就存在问题。如果人有好坏之分，理所应当的曹孟德是属于坏的行列。

　　公论：（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yin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32、曹丕曹丕在称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坛，与吴质书说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当时曹丕和文士们是很亲密也是很投机的。

　　从他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看出曹丕对文学是很重视的。而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整个文学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便集中的表达了他的见解：

　　首先，在中，曹丕通过比较分析研究了文学和其他著作的区别，研究了文体对风格的要求，从而第一次提出了文体论，其中说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即是从根本上说，文章具有共通性，但因体裁不同又各有要求和特点。且看曹丕之前，先秦时代，文史哲相互夹杂，浑然一体，着眼点在“本”而不在“末”；两汉时期，虽然儒家著作被排除在了文学之外，但也没有系统性的提出文学的体裁和类别。把“本”，“末”结合起来提出文体论的这一创造性观点的，就是曹丕。

　　当然，曹丕对文体的阐述也并不十分具体，但他的观点对后来文体论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唐魏征的中的就可以说是对曹丕的观点的详细阐释与发展，其中“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就是曹丕的“书论宜理”的意思，桓范批评汉碑铭文之虚妄就是对曹丕“铭诔尚实”的阐释，又如刘勰二十一篇都是从文学本身出发对文体论的研究，后来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所分立的“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科也完全与曹丕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类似。

　　可见曹丕文体论的提出，既划清了文艺作品与其他思想类，历史类等作品的界限，有推动了后世对文体的研究。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曹丕所认为的“尚实”的不仅局限于铭诔之中，他在中说“赋者，言事类之因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可见他认为其它文体的作品同样应该“尚实”。其实曹丕本来就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人，中明说了“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这样的思想在封建统治者的身上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在中，曹丕提出了“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抽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在此曹丕提出了以“气”来论作家及其作品的观点，在中他就以“气”来论建安七子：“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察之匹也。如粲之，于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作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班〔之〕俦也”。那么曹丕所说的“气”到底所指为何呢？刘勰中说道：“夫翟备色，而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之乏，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这里刘勰所提出的“风骨”其实就是对曹丕的“气”的具体阐释，纪均评道“气即风骨，更无本末”。篇说：“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于风者，述情必显”，还说“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乏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念也”，也就是说作品没有了思想感情是不会有风骨的，也就不会有气，可见曹丕所说的“气”，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也就是作品的风格。

　　曹丕生活的主要时期是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势之后。他在相对安定的环境里，过着贵公子、王太子和帝王的生活，因此，他的文学创作反映的内容是远不及曹操丰富的。

　　曹丕的诗歌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是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题材的作品很多，而且写得比较好；一个是形式多种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有。但成就较高的是五言诗和七言诗。

　　五言诗是建安作家普遍采用的新形式，曹丕的五言诗，如写对深厚的爱情的向往，《于清河cihai2c_0139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写新婚离别的痛苦，写游子思乡之情，都是较好的作品。如其二：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前六句用比兴手法描写客子身不由主流离他乡的境遇，后四句揭示出滞留他乡的客子惴惴不安的心情，这些地方都明显地看出汉乐府和古诗的影响。

　　他的七言诗两首特别值得注意，其第一首写得尤为出色：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诗人将思妇安放在秋夜的背景中来描写，把她的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细腻委婉地表现出来，语言浅显清丽，很能表现曹丕诗歌的一般风格。七言诗，在曹丕以前，只有东汉张衡的，但第一句夹有“兮”字，曹丕的要算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形成是有贡献的。是汉乐府旧题，汉古辞已经不存，但从曹丕以后凡是写这个题目的也全是七言这一点看来，很可能这个曲调原来就是配七言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七言诗的形成和乐府的关系。不过，曹丕所用的七言还是新起的形式，逐句押韵，音节不免单调。到了刘宋时代的鲍照，它才在艺术上趋于成熟。

　　曹丕也比较擅长散文。他著有一书，可惜大部分篇章都已散佚或残缺不全，较完整的只有善于叙事，其中写到一些较量才艺的细事，都能真切地传达出当时的情景。则善于议论，其中无论是对当时文人的批评或对文学观点的表述，都简明中肯。此外，他的悼念亡友，凄楚感人，对后来短篇抒情散文的发展是有影响的。曹丕这些散文表现了建安散文通脱自然的共同倾向，但又具有自己清丽的特色。

　　关于文学创作与作家的气质、个性关系的理论观点。始见于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论“气”，首先论证文章风格各异、成就不同的根本原因，强调文章各有特色是由于作家各有不同的气质、个性，故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是说人的气质、个性有清、浊的不同。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气分“清浊”，犹分“阴阳”这与刘勰说的“气有刚柔”是一致的。“清”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由于作家的气质、个性的清浊不同，决定了诗文风格、成就的千差万别。作家的气质、个性是先天的。所以“不可力强而致”，即不是用人力可以强行造成或改变的。因此由于作家的气质、个性的不同，创作就各有自己的专长与特点。就是曹丕自己极为赞赏的“建安七子”，也认为他们难能兼擅。如说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则“和而不壮”，刘桢则“壮而不密”，孔融是“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气”，在中国古代本指构成宇宙万物的一种自然物质。说：“精气为物。”王充将“气”与精神活动联系起来，提出“精神本以血气为主”的观点。这里的“血气”是指构成人体的物质、元气。前此，孟子还曾提出“知音”、“养气”之说，孟子解释他所善养的“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集义所生”，需要“配义与道”。这里的“气”，是指加强人的道德修养。曹丕继承了这些有关“气”的观点，运用于文论之中，阐述作家的气质、才性、思想修养、创作个性和作品的风格的关系。这对认识文学创作及其风格、成就，很有价值，对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但过分强调作家的先天气质、才性，忽视后天学习，包括社会实践和艺术修养对创作的影响，是其重大的局限。

　　刘勰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说”并有所发展。说：“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并引“文以气为主”的论点，肯定曹丕论孔融、徐干、刘桢的看法，认为是“并重气之旨也”。刘勰虽然肯定先天气质、才性对创作有决定作用的观点，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有其认识上的局限；但同时又认为后天的学、习对创作也有很大的作用，说“功以学成”，“习亦凝真”（均见），认为“学业在勤”、“素气资养”，这是对曹丕“文气心”的发展。

　　唐代韩愈所论“言与气”的关系，与曹丕所论有所不同。韩愈所说的“气”主要是指文章的气势，文章的内在力量。所以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不过韩愈所说的“气”，与曹丕、刘勰等人说的“气”，又有某种联系，气势之所以盛，文章的内在力量之所以强，与作家的个性及平时的学养功夫也分不开，所以韩愈说“不可以不养也”。

　　宋代的苏辙在刘勰论述的基础上又有发展。他在中。一方面承认“文者，气这这所行”；另方面又强调“气”在后天修养的重要，说“气可以养而致”。关于怎样养气，提出：一是内心加强修养，如孟子的善养浩然之气；二是增强外境阅历，如司马迁的“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对此二者，苏辙更重视后者。这比离开社会活动大谈作家气质、才性的观点，更有实际意义。当然这与深入社会实践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也是他难免的历史局限。

　　§§§33、文学理论曹丕在称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坛，与吴质书说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当时曹丕和文士们是很亲密也是很投机的。从他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看出曹丕对文学是很重视的。而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整个文学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便集中的表达了他的见解：

　　首先，在中，曹丕通过比较分析研究了文学和其他著作的区别，研究了文体对风格的要求，从而第一次提出了文体论，其中说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即是从根本上说，文章具有共通性，但因体裁不同又各有要求和特点。且看曹丕之前，先秦时代，文史哲相互夹杂，浑然一体，着眼点在“本”而不在“末”；两汉时期，虽然儒家著作被排除在了文学之外，但也没有系统性的提出文学的体裁和类别。把“本”，“末”结合起来提出文体论的这一创造性观点的，就是曹丕。当然，曹丕对文体的阐述也并不十分具体，但他的观点对后来文体论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唐魏征的中的就可以说是对曹丕的观点的详细阐释与发展，其中“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就是曹丕的“书论宜理”的意思，桓范批评汉碑铭文之虚妄就是对曹丕“铭诔尚实”的阐释，又如刘勰二十一篇都是从文学本身出发对文体论的研究，后来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所分立的“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科也完全与曹丕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类似。可见曹丕文体论的提出，既划清了文艺作品与其他思想类，历史类等作品的界限，有推动了后世对文体的研究。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曹丕所认为的“尚实”的不仅局限于铭诔之中，他在中说“赋者，言事类之因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可见他认为其它文体的作品同样应该“尚实”。其实曹丕本来就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人，中明说了“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这样的思想在封建统治者的身上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