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建安七子都有谁（三）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赏识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们之间经常有诗赋往还。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王粲随曹操征讨孙吴，次年春，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时年四十一岁。曹丕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为了寄托对王粲的眷恋之情，曹丕对王粲的生前好友们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顿时，王粲的墓地上响起了一片嘹亮的驴叫之声。这驴叫声响彻四野，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千古绝唱。葬礼之后，曹植又作，其中说：“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庶几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弃我夙零。”可见其交情确实非同寻常。

　　王粲的作品，据十一卷，但没有保存下来。明代张溥辑有。

　　王粲死于壮年，其死因被记载在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传记中。其中言道，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王粲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公元193年东汉献帝初平四年王粲时年十七，司徒辟之，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而皆不往就其职。于是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躯体羸弱，不甚见重。

　　公元208年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辟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曹操置酒于汉滨，王粲奉酒上贺道：“方今袁绍起于河北，倚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其人好得贤士而不能任用，因此奇士尽去。刘表雍容自守于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可如周文王般自规。在荆州避乱的士人，皆为海内之隽杰；刘表不知所任，因此国危而无人可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善待其甲卒，尽收当地豪杰而用之，得以横行天下；及至平定江、汉，又引其间贤隽之士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归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正是三王之所举。”后迁军谋祭酒。

　　公元213年东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王粲博物多识，问无不对。其时旧制礼仪废弛，朝内正要兴造制度，故使王粲与卫觊等典其事。曰：汉末丧乱，绝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

　　王粲强识博闻，曹操常与之同乘，游观出入，但其见敬却不及和洽、杜袭。杜袭曾独见曹操，至于夜半。王粲性格躁竞，起坐道：“不知曹公怎样衡量对杜袭的等位啊？”和洽笑答道：“天下之事岂可尽得呢？卿于早上侍主便可，如今介意于此，是想尽兼侍主之时吗！”初时，王粲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友人问王粲：“你能暗诵碑文吗？”王粲道：“能。”因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王粲观人下围棋，其局意外散乱，王粲重置原局。下棋者不信其实，以布盖着棋局，叫王粲再在另外一局重置原局。互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尽是如此。王粲又善算术，略尽其理。亦善行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王粲行文是预先拟定；但王粲却又精意覃思，不能复加。（曰：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虽各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手。）王粲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其中〈七哀诗〉、〈登楼赋〉等皆为名作，有。曹丕始为五官将时，及平原侯曹植皆好文学。王粲遂与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并见友善。以上六人加上鲁国孔融，是为“建安七子”。

　　公元215年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曹操自南郑而还，留夏侯渊屯于汉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山岳，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饶饫，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

　　公元216年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王粲从大军征东吴。

　　公元217年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其年春，王粲于征途上病卒，时年四十一。王粲二十多岁时，曾遇“医圣”张机，张机谕王粲道：“君已经得病了，四十岁时眉间毛当始脱落，而后半年将死；若现在能起服玉石汤，则可免此。”王粲不听。三日后见张机，张机问王粲有否服药，王粲诈称已服；张机知其伪，叹息而去。王粲果于四十岁时始脱眉毛，眉落后一百八十七天逝世。

　　王粲有二子，魏讽造反时为其所引，事败被诛，王粲后人遂绝。曰：太祖时征汉中，闻粲子死，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曰：时，王粲与族兄王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儿配与王粲，但嫌其形陋，遂转配王凯。王凯子王业，即刘表之外孙。东汉蔡邕家中有书近万卷，末年曾载数车尽送与王粲，王粲死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王粲二子与同谋，既尔被诛，蔡邕所与之书悉皆归于王业。王业，字长绪，位至谒者仆射。其子王宏，字正宗，是王弼之兄。官至司隶校尉。曰：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

　　§§§31、曹操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如果有这种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无疑也要名列前茅。他的诗，写得实在好，绝非那些附庸风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国，凡皇帝，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的，不会写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以后，都想在诗词上“得瑟”两下，在文学上“显摆”一通，几乎成为通病。这其中，写得最少的为汉高祖刘邦，他衣锦还乡到了下邳时，吼出过一首，流传至今。写得最多的为清高祖弘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流传开来。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

　　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人们口边。

　　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用来自勉的座右铭。

　　三、“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就是应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不要瞎折腾，不要乱巴结，不要颠三倒四，不要神经错乱。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有这样三句被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者，有几何？

　　**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句，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诗人的赞赏之意。**在另一首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独将曹操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给歪曲了的曹操，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其实，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诗人外，他还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的后裔，后来成为中常侍大长秋曹腾的养子。曹操文武双全，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说他“才武绝人”。

　　公元175年举孝廉，任洛阳部尉。公元177年任丘顿令，公元179年娶卞氏为妻，公元180年升为议郎。公元184年，在东汉王朝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争中起家，任骑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升任济南相。后历任东郡太守、都尉、典军校尉等职。公元189年行刺大臣董卓不遂，逃亡。

　　公元192年，正式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率军进驻京城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间，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他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形成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割据的局面。

　　公元213年，曹操进爵魏王，用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他名义上还为汉臣，但权倾朝野，实际上已是皇帝。

　　曹操死于公元220年3月15日，终年六十六岁。

　　公元221年长子曹丕立魏代汉，追尊曹操为魏武帝。他是魏的奠基人。著有等军事著作和等诗编。

　　史书评论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长篇历史小说里面，表现出明显的贬曹。但后世学者认为，这是有意的歪曲事实，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生产的恢复有着重大贡献。身为诗人的他，其诗歌势力浑厚，胸怀广大。

　　作品特点：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亦影响了后来杜甫白居易等之文风。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反映汉末**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jiē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曹操不仅在军事、政治方面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汉魏之际社会文化的变革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曹操出身寒门，且与阉宦有关，自然缺乏儒学世族的文化积淀与教养，因此，他不仅在政治观念上多与世族社会人物不同，而且在为人作风上也与他们格格不入。关于东汉末年儒学世族与寒门的文化差异及其表现，陈寅恪先生所论颇为精辟：“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儒学世族及其文化原本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是寒门所无法动摇的，但汉季统治集团上层的ji烈斗争和下层社会的巨大变乱，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曹操乘隙而起，夺取了统治大权，这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变动，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带来明显的变异。曹操及其诸子在与世族的对抗中，皆行“通脱”，引发了汉晋之际社会文化的新风。

　　首先，曹氏文化性格表现为“为人佻易无威重”，不守儒家礼法。

　　关于大族之重礼法，有几则实例很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陈留仇览，“虽在宴居，必以礼自整。妻子有过，辄免冠自责。妻子庭谢，候览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见喜怒声色之异。”又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又河内司马氏为汉代兴起的世族，汉末司马防乃司马懿之父，训导诸子甚严，“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汉末仇氏、华氏、司马氏门风如此，其他儒学大族也莫不如此。

　　曹氏这样起自寒门的新贵，自然缺乏严格的礼法传统和规范，其门风要随便得多。随便，就是不遵儒家礼法，当时人称之为“通脱”（“脱”也常写作“侻”），又称之“简易”、“轻易”、“佻易”、“简佚”、“佚荡”、“放荡”、“轻佻”、“轻薄”、“任性”、“浮华”等。本纪：“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由“任侠放荡”一语，可见其不遵儒家礼法。等书记述了不少曹操这方面的实例，其中尤以的一段记载最为典型：“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依照传统礼法，父尊子卑是家庭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晚辈，应无条件地接受父辈的教诲。曹操“游荡无度”，作弄叔、父，可谓不孝。从曹嵩来说，其教子显然较为放任，这种家风对曹操的性格影响很大，他一生任情率真，不拘泥于礼法。又载：“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配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可见曹操执政后依然“轻易如此”。

　　在这一风气的熏染下，曹操子孙多任情放达，曹丕、曹植等皆如此。曹丕喜欢在宴请宾客的时候让自己的妻子出来会客，载：“文帝之在东宫也，宴诸文学，酒酣，命甄后出拜”；又：“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曹丕与臣属的聚会常插科打诨，相互戏谑。上引载：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轻军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质案剑曰：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邪！质顾叱之曰：朱铄，敢坏坐！诸将军皆还坐。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遂便罢也。曹丕的有些举止颇像后来的任诞名士，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至于曹植，最得曹操宠爱，并一度想立其为嗣。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曹植的这种个性在初见邯郸淳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诽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以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曹植之举止“任性而行”，不受儒家礼法拘束，所谓“不自雕励”，便是指其言行不合礼法。

　　其次，曹氏的文化性格表现为喜好杂艺与文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廷以经术取士，士大夫子弟莫不以经学为务，既以之求得功名利禄，又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这一风气下，各种才艺之事被视为雕虫小技，即便有个别君主喜爱这类术艺，但也只是以俳优伶人对待才艺之士。不过，及至东汉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中心和焦点为宫廷。汉末阉宦势力甚盛，他们多出身寒微，以辖控皇权而得势，在政治上与儒学大族相对立，在思想文化上自然也与士大夫有异。他们提携才艺之士，而与儒学士大夫抗衡。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帝王皆好才艺，特别是汉灵帝在光和元年正式设置“鸿都门学”，诏令“三公”及地方举荐才艺之士，并加以任用，或出为太守、刺史，或入为尚书、侍中，还有受封侯爵者。汉灵帝以辞赋取士，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曹操出自阉宦家庭，深受汉末宫廷风尚的浸润，喜好才艺，对音乐、围棋、书法、方术、建筑、药物、养生等，曹操怀有浓厚的兴趣。据张华载：“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又载：“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不仅如此，曹操还非常注意网罗这方面的人才，如他平定荆州后，征辟早年轻辱他的书法家梁鹄为司马，梁鹄善楷法，颇得师宜官的真传，操使其“以勒书自效。公尝悬诸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谓胜宜官”，以至“魏宫殿题署，皆鹄书也”。又如杜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操任其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后杜夔与铸工柴玉因所铸钟之乐律发生争执，“更相白于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

　　当然，在诸多才艺之事中，曹操最重视的当属辞赋创作，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建安文学的繁荣，与曹操的倡导关系甚大。刘师培曾分析“建安文学，革易前型”的原因，一为“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二是建安时期，“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这都与曹操的提倡与实践密切相关。鲁迅先生曾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曹操喜好文学，崇尚博通，他教育子孙也是如此，其子孙多以文才显名。如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作者陈寿评论道：“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又说得很明白：“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又称“魏文帝穷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又说曹丕与乃弟曹植“学则无书不览，才则一代之英”。曹丕好才艺、通晓诸子百家，得益于曹操的教诲。曹丕撰著“、诗赋，盖百余篇”，并且明确提出了文学乃“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的口号，可谓“文学自觉”的宣言。

　　曹操诸子中文学成就最大者当属曹植。曹植聪颖早慧，史称“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曹植多才艺，善击剑，能胡舞，又解顾恺之局部（宋朝摹本）兵法，无怪乎时人称其“博学渊识，文章绝伦”。曹植也颇以自己的文学才能为傲，他在中说：“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曹操看重文才，所以一度想立曹植为嗣，鱼豢便明言：“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动心，亦良有以也。”宋人叶适卷二七明言：“操于诸子，将择才而与之，意不专在嫡。仓舒夭死，以文则植，以武则彰，使植稍以智承之，则得其处矣。”曹植以文才争宠，并有可能立嗣，可见曹氏尚文之习有多么浓郁。曹操另一子曹衮也有文才，本传称其“少好学，年十余岁能属文，每读书，文学左右常恐以精力为病，数谏止之，然性所乐，不能废也。凡所著文章二万余言，才不及陈思王而好与之侔”。此后，魏明帝曹睿等后继之君一直延续着曹氏尚文的传统。

　　曹操及其子孙重视文学才艺，不仅造成了其家族文学的繁荣，而且提升了文学艺术的地位与影响。简述曹氏历代尚文情况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曹氏统治者的重视与推动，显然是促成建安文学变革与发展的最直接因素。建安文学的艺术成就和文学思想，又奠定了魏晋以后文学进一步变革和发展的基础，文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刘师培曾指出：“建安文学，实由文帝、陈王提倡于上”。

　　其实又不惟文学如此，曹操及其子孙在文化上所表现出来的崇尚通脱、不遵礼法等新风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取士用人制度，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到当时世风与士风的变革。如玄学思潮的兴起，任诞士风的弥漫等，都可以从曹氏的通脱风气中得到部分解释。载傅玄所论：“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傅玄作为儒学旧族的代言人，站在卫道的立场上斥责曹操父子，固然有其明显的阶级感情，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他认识到了曹氏父子的作风促成了魏晋之际世风的变化，倒是十分具有见地。鲁迅先生曾明确指出：“思想通侻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这也就是说，曹氏倡导“通脱”，冲淡了礼法规范，直接促进了思想界玄风的兴起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而引起中古社会与文化思潮的深刻变革。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等。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30卷录1卷、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中。丁福保，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袁术称帝刻玺、袁绍欲私立新帝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催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他的车夫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并不是一个汉朝的篡逆者。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

　　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

　　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郃、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东吴则完全是败笔：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lang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

　　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