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建安七子都有谁（二）

　　§§§21、散文作品

　　主要有一书.此书写作主旨是：“常欲损世之有□、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今存辑本分上、下两卷，上卷10篇，多论述处事原则和品德修养，下卷10篇，大部分论述君臣关系和政治机微，因此，它是一部有关伦理及政治的论集。其思想倾向，大体上遵奉儒家旨趣，多祖述先王、孔、孟之言，同时，也受道家、法家的某些影响。对时弊有所针砭，不过作者持论比较中庸谨慎，一般不指斥时事，所以显得辞旨邈远，较少锋芒。与同时的仲长统相比，其揭露现实矛盾的深刻性和批判的尖锐性，都有所逊色。的语言比较平实，论证讲求逻辑、条理贯通，还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论说文专著。它是“建安七子”中今存唯一的专著。

　　徐干作品，著录有集5卷，已佚。明代杨德周辑、清代陈朝辅增中。有影印明嘉靖乙丑青州刊本。

　　§§§22、阮瑀阮瑀（约165—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汉魏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

　　阮禹字元瑜，东汉末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邺中七子之一。年轻时曾拜蔡邕为师。因得名师指点，文章写得十分精炼，闻名于当时。

　　相传曹操闻听阮禹有才，为搜罗人才，召他做官，阮禹不应，后曹操又多次派人召见，匆忙中阮禹逃进深山，曹操不甘心，命人放火烧山，这才逼出阮禹，勉强应召。由于阮禹多次辞官不做，曹操在一次大宴宾客时，把他安排在乐队之中，想煞一下他的傲气，不想阮禹精通音律，即兴抚弦而歌：“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一方面歌颂了曹操的事业，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愿为曹操效忠的思想。曹操听完，大为高兴，请他做司空军谋祭酒官。从此以后，曹操军中檄文多出于他和陈琳之手。

　　建安十六年，阮禹随军西征关中，曹操请他代笔写一封书信。他骑在马上沉吟片刻，挥毫点就，呈给曹操。曹操提笔想作些修改，竟不能增损半字。

　　阮禹的诗存十二首，有辑本一卷。

　　诗歌是其生活在邺城时期，学习乐府民歌自制新辞有感而为：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抑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叫叫有悲啼。借问啼者谁：“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泗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资？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作品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通过一个孤儿受到后母虐待和遗弃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家庭关系的冷酷无情，反映作者对当时社会上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的关切以及对受害者不幸命运的无限同情。

　　“建安七子”中陈琳、阮瑀、徐干等人，也都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作品。陈琳和阮瑀虽以章表书记见称于时，但诗歌创作亦较突出。如陈琳的，假托秦代筑长城之事，描写繁重的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颇具现实意义。

　　饮马长城窿，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全篇以对话的方式写成，语言质朴，感情深挚，格调苍劲而悲凉，十分接近乐府民歌的风格。阮瑀的，描写一孤儿遭受后母虐待的情状，从侧面反映出汉末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

　　驾也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噭□有悲啼。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其风格与汉乐府民歌颇为接近。徐干诗今存4首，都是五言诗。其中为拟思妇词，共分六章，描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文辞凄厉深婉，感情哀怨缠绵，堪称佳作。而“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二句，尤为后人推重。另一首在情调与风格上也都与此诗相似。徐干的，表现他与刘桢的诚笃友情：

　　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诗语高简浑朴，颇能反映建安时人通脱真率的精神面貌。

　　§§§23、笑侃阮瑀阮瑀这个人，让今天的人看来，有点儿酷。

　　他才能高，曹操让他做官，并慕名求见，他却不见，跑到大山里面。曹操放火烧山，才把他“烧”出来。

　　他的基因好，其子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孙子阮咸是琵琶的象征“建安七子”的七个亭子发明者，他后辈人中的阮孚，留下了“阮囊羞涩”的佳话。

　　他的门第高，是那个时代的名门望族，他之后的阮门人才辈出，一个个站在了中国文学史上，站在了中国音乐史上。可是他，却处在从政、为文都欲罢不能的境地，他没有出路。他的人生，写着两个字：无奈。

　　他属于“陈留阮氏”，这在东汉的世家大族中，是一块金字招牌，出生于这一大家族的人，社会地位很高，其子弟出来做官，要比其他人容易。

　　一直到魏晋时期，世族的优越地位都没有改变，而且更加风光了。魏晋士族其实是东汉世族的发展和延续。阮瑀，这颗东汉世族遗留下来的贵族种子，在魏晋士族的田野上发了芽，结了果。

　　阮氏作为“老贵族”，其实并没有“老”到nǎ里去。论其家族渊源，不过起于桓灵（汉桓帝刘志、汉灵帝刘宏）时期，当时离东汉灭亡只有六七十年的光景了。此等门户，只是东汉世家大族的一曲挽歌，终难奏出辉煌的乐章。所以，尽管阮门自阮之后名士辈出，但由于家族衰落，仕途艰险，始终没有出现过真正居高位、掌大权的人物。

　　但是，虎死不倒威，从阮门走出来的，可都是文化精英：阮籍，一身跨越魏晋两个朝代，他用一只青眼看曹魏，用一只白眼看西晋，对后者显示了一脸的不屑；阮籍的侄子阮咸，根本不与统治者合作，刚刚在这边饮了曹魏的美酒，转过身就吐到晋朝的朝服上；还有东晋时期的阮裕，虽然处境艰难，但还保持着贵族的风度，他用手指着当时红得发紫的谢家子弟，说：我祖上可比你祖上阔气多了！

　　读史而能够关联，这很有趣。一方面，我们们可以从历史画卷中，看出各个朝代的轮廓；另一方面，可以从同时代的人物身上，看出他们的异同。

　　阮瑀生活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乱世，也是前所未有的文化全盛期，培育他的文化细胞的文人很多。他的老师蔡邕，就是位了不起的全才。

　　§§§24、笑侃二阮瑀比较幸运，在学业上没有走多少弯路，一开始便当了蔡邕的学生，跟着大师，如影随形，如沐春风。蔡邕，就是老百姓说的那个蔡伯喈，即蔡文姬的父亲，也是我们们河南陈留人，和阮瑀是同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长安，在洛阳，老蔡带着小阮，又是教他写辞作赋，又是教他练书法，又是教他学数学，忙得不亦乐乎。阮的日子过得很充实，“业务”提高很快。

　　阮瑀学得最好的，一是辞赋，二是音乐。

　　老蔡在音乐方面很在行，是著名的琴家。他一听琴声，就知道弹琴人心里想的是啥。一日，邻居请他过去喝酒，他刚到主人家门口，就听见屏风后面有人在弹琴。蔡邕很感兴趣，便在门外听，听着听着，只觉得这曲子里有一股杀气。他心想：“不对呀，说是请我来喝酒，怎么杀气这么重？”当时烽火遍地，杀人如麻，蔡邕的警惕性挺高，没有进门，一扭脸，走了。

　　可是，那家主人还在等，迟迟不见客人来，出来一问，有人说：“蔡大人刚才来过了，可到了门口没进去，又走了。”主人一听，急了，心想，蔡大人一向受人尊重，是不是我怠慢了他呀！赶忙去追，把他拽了回来。主人再三追问，蔡邕才把刚才的感受说了一遍。

　　主人听后大惊失色，心想：我刚才弹琴时确实起了杀心，他怎么连这个都听得出来，叫人佩服，又叫人害怕。将来我若是对谁起了杀心，岂不让他窥破了！他连忙向蔡邕解释：蔡大人，我刚才弹琴，确实奏出了杀音，那是因为我看见一只螳螂，正向一只鸣蝉进攻。当时蝉作势欲飞，螳螂对着它一进一退的。我心里紧张，唯恐螳螂捕不到它的猎物，就把杀心表现到乐曲里去了。

　　你看，有这样的老师，教出来的阮瑀能不精明？阮忘不了一件事：一次，蔡邕路过一户农家，看到一个农夫正在烧火做饭，火势甚大，噼啪作响。闻其声，蔡邕就知道柴薪中一定有制琴的好木材，于是请求农夫把柴薪抽出来看一看。这一看不要紧，蔡邕心里不由得一喜，只见灶中有一块上好的桐木，刚被火燎了一点儿。蔡邕把桐木带回家，制成了一把七弦琴，声音浑厚古朴，只是琴尾有烧焦的痕迹，这就是有名的“焦尾琴”的来历。

　　话说阮瑀跟着蔡邕学习，德智体得到了全面发展，可以出来为国家效力了，但他看到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不想为这个乱世效力，就赶上驴车，载着书，向尘世挥手作别，进山去了。

　　曹操听说了阮瑀的大名，便想让阮瑀出来做官，但阮瑀不想做官，拒不赴任。曹操不断派人去请，但阮就是不下山。曹操眉头一皱，忽然想起春秋时期晋国的介子推。

　　当时介子推在绵山隐居，晋文公为让他出来做官，发了好几张“请帖”，可介子推就是不下山。晋文公想，我干脆放火烧山吧，一烧山，你不就下来了吗？于是他下令放火烧山。不料介子推很顽固，就是不领这个情，最后和老母亲双双被烧死在绵山之上。曹操心想，哼！你个小小的阮瑀，羽翼还未丰满，不怕你不就范！

　　山林被大火烧干净了，阮瑀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同时也为曹操的诚心相邀所感动，表示愿意跟着曹操打天下。曹操让他和陈琳一道管记室。但阮瑀的内心仍是有些不情愿，干起工作来有点儿漫不经心。于是，曹操在一次大宴宾客时，有意羞辱阮瑀，建安七子把阮瑀赶入乐工之列。

　　阮瑀看透了曹操的心思，他当机立断，心想，我正好借助这个平台，来展示一下自己的音乐才华。于是，他抚琴而歌，即席唱道：“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唱词虽有吹捧曹操之意，但大家一听，觉得他技高音妙，十分佩服。

　　曹操听了，也十分高兴，认为阮瑀没有二心，可以重用。接下来，阮瑀就成了曹氏集团重要的文职官员，担任司空军师祭酒，与陈琳共同起草国书和檄文。

　　阮瑀写文章，无论辞赋书信，均写得又快又好，不用修改，都是“一遍成”。有一次出征，曹操急于拟一封致关西军阀韩遂的书信。他本想让阮瑀下马书写，不料阮微微一笑，人不下马，臀未离鞍，提笔就写，顷刻拟就，呈于曹操。曹操接过后，本来要按惯例改动一下，但看了半天，竟不能增减一字。

　　§§§25、笑侃三这样的笔杆子，曹操当然会重用。与东吴交涉，阮瑀的代表作是，读起来文气顺畅，收放自如。曹操的儿子曹丕非常佩服，说阮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阮在诗歌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今存诗10余首，其名篇有，描写一孤儿受后母虐待的情景，从侧面反映了汉末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其风格与汉乐府两首，其中有荆轲刺秦王等内容，无情地批判了历史上的君王暴政。

　　其实，今人在读“建安七子”的作品时，会发现“七子”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归隐者，也没有一个是精神麻木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迫出来做官，但做官以后还不忘文学。其中阮的诗歌，格调最为凄凉低沉，没有对那个时代做过任何粉饰。他的等，都是感人的悲愤之作。在文学理论方面，阮瑀著有一文，主张文章“意崇敦朴”，表达了他重质轻文的文学观点。

　　在与曹丕、曹植的交往中，阮瑀似乎和曹丕的关系近，与曹植的关系不那么近。在曹操立太子的问题上，他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还是倾向于曹丕。有一次，阮瑀正在和曹丕谈诗论文，司马懿兴冲冲地进来了。曹丕见他足下生风，面露喜色，忍不住问：“仲达满面春风，不知有何喜事？”司马懿神秘地卖关子：“你们猜猜？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阮瑀说：“什么事？眼下什么事也没有立嗣的事情大呀。”司马懿说：“正是立嗣事。告诉你们吧，大王决意册立五官将曹丕在建安十六年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为世子了！”“真的？”曹丕高兴得跳起来。

　　司马懿说：“这是可以乱开玩笑的吗？”便把曹操日前和他一起讨论立嗣的事情细说了一遍。阮瑀听了，沉吟片刻，悄悄对司马懿说：“这对五官将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喜事。可对你仲达老弟来说，却是吉凶难料。照你方才说的……有些话，唉，官场险恶，我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司马懿听他话里有话，赶紧背过曹丕，虚心请教。阮这才说：“像立嗣这样的事情，你直接和明公（曹操）讨论，而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旦明公的态度有了变化，你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依我看，以仲达你的文笔才华，在文学上下工夫，一定会有建树。”

　　司马懿此刻心情亢奋，正处于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时刻。他拉起阮瑀的手，重新走到曹丕面前，慷慨激昂地说：“我的文才与阮老兄比起来，实在汗颜。何况生逢乱世，我总觉得写诗作赋于世无补。我司马氏的先祖，都是在战马上建功立业的，我理应发扬光大先祖的丰功伟绩！”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当然，写诗作赋，留名千古，也很风流。但我辈本已锦衣玉食，再去写风花雪月，又有何补益呢？要紧的还是拯世补天，辅佐大王平天下，开创盛世伟业呀！”

　　曹丕听了，击掌叫好：“对！大丈夫生身立世，就要有一番大作为，岂能碌碌无为，虚度一生？”后来，曹丕当了皇帝，果然重用司马懿。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出身名门的阮瑀，走不通归隐之路，走上仕途。

　　§§§26、刘桢刘桢（186～217年），字公干，东汉末宁阳县人，东汉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

　　魏文帝曹丕在中称刘桢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以此相报。”他以诗歌见长，其五言诗颇负盛，后人将他与曹植并称“曹刘”，为“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

　　刘桢之父刘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终於野王令，著有等书。其母是汉元帝时京兆尹王章之玄孙女，琴棋书画，诗辞歌赋无所不通。她年轻寡居，把希望寄托在儿子及众侄身上。刘桢在母亲的劝诫、督导与身教下，从小就勤学好问。刘桢五岁能读诗，八岁能诵，赋文数万字。因其记忆超群，辩论应答敏捷，而被众人称为神童。后受曹操征辟，曾任丞相掾属、平原侯庶子、五官将文学。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刘桢去世。他的著述包括十卷，文集四卷。后刘桢的文学造诣不凡，五言诗尤为诸子之尊，今存的诗歌只有15首。中评价他的诗为：“思健功圆，以特有的清新刚劲，为人们所激赏。不仅称美于当世，并且光景常新，能楷模身后。”

　　他的诗作多以壮美山川为背景，借景抒情，少数为酬答之作。诗被钟嵘评作“五言之警策也”。三首为其众诗之著，第二首又为三首之最，诗为：“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钟嵘的说：“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可见，刘桢文学创作的贡献之大。他最著名的赋作有、等。他的赋文风格独特，“积极于宣时，校阅于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他一改****的世俗，以清新的笔调，娴熟的技巧，朴实准确的语言，纵古合今的大气，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讥讽时事，咏物抒情，实现了汉赋内容由宫廷转向社会，由帝王转向平民的转变。篇幅由长篇宏制转向短小精粹，为以后的文学发展开创了先河。

　　他不仅文才出众，机敏雄辩之才也称道当世。曹丕在任五官中郎将时赠给刘桢一条廓洛带，后欲索回，便寄书一纸，调侃说：“夫物，因人而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刘桢回道，“桢闻荆山之下王王卜光夭之后宝；隋侯之珠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凤貉之尾，缀待臣之帻，此回宝者，伏朽石之下，皆潜污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苦实珍异，尚可纳也。而未尚听至尊赐而反索者也。”曹丕十分欣赏。有一次刘桢因“不敬”被罚作苦力，在京洛之西石料厂磨石料。魏王曹操到石料厂察看，众官吏与苦力者均匍匐在地劳作，不敢仰视。唯有刘桢未跪，照常劳作。曹操大怒走到刘桢面前，刘桢放下锤子，正言道：“魏王雄才天下皆知，刘桢身为苦力，何敢蔑视尊王。但在魏王府数年，常闻魏王教诲，做事当竭尽力，事成则王自喜，事败则王亦辱，桢现为苦力，专研石料，研石是对魏王的敬忠，所以桢不敢辍手中活。”魏王听后，又问：“石若何？”刘桢朗然答：石“出自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

　　§§§27、钟嵘的评价魏文学刘桢其源出於。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

　　§§§28、相关作品公燕诗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生平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

　　§§§29、王粲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其祖为汉朝三公。献帝西迁时，王粲徙至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躯体羸弱，不甚见重。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辟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其时旧制礼仪废弛，朝内正要兴造制度，故使王粲与卫觊等典其事。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有。与鲁国孔融、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合称“建安七子”。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最高。他以诗赋见长，等是其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的代表作。明代人辑录其作品，编就流传后世。著名的文学典籍中也有王粲的作品。建安二十二年卒，享年四十一岁。

　　王粲出身于东汉的上层官僚之家，曾祖王龚顺帝时官至太尉，祖父王畅灵帝时官仲宣楼与至司空，都曾位列三公。父亲王谦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王粲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和幕府名士。优越的家庭条件，加上本人的刻苦努力，终于使王粲成就了自己在文学上的不朽事业，写下了著名的等作品。当时，有七位创作成就很高的人被称作“建安七子”，王粲不仅名列其中，而且是七子中成就较大的一个，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评论家刘勰在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同时，由于王粲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使他成了我国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王粲少时即有才名，博闻强记，有过目不忘之才。说他“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作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用现在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王粲的语文算术成绩都好，是一个文理科俱佳的全才。记载的两件小事，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

　　有一天，王粲与几个伙伴到郊外玩耍，走到半路上，发现路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碑文。勤奋好学的王粲见碑文写得不错，就大声读了起来。伙伴们早就听说他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和他开玩笑说：

　　“王粲，你读完这一遍，能背下来吗？”

　　王粲谦虚地说：“试试看吧。”

　　于是，他把脸背过去，一句句地背诵起来。伙伴们一边听，一边对照原文看，他们吃惊地发现，王粲竟然背得一字不差！大家不禁为他喝起彩来。

　　还有一次，王粲在旁边看人下围棋，一不小心把棋盘给碰翻了。下棋的人见是王粲，就故作生气地说：“这可怎么办啦！我们们就要见分晓了，本可以赢他一盘，看，却让你给搅了！”

　　王粲说：“对不起，我给你们复盘成吗？”说着他捡起棋子，按刚才的棋势摆了起来。摆好之后，下棋的人和观棋的人，都不信王粲摆的和原来是一样的，就用东西把棋盘盖起来，要王粲另外再摆一盘，看看两盘摆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王粲二话不说，就在旁边重新摆过了一盘。摆好后，经过对照，一子儿不差。从此，王粲惊人的记忆力便远近闻名了。

　　蔡邕是当时的文坛巨匠和领袖，此人才学过人，朝野闻名，人们对他无不敬仰，家里常常宾客盈门。有一天，王粲去拜访他。蔡邕早已听说王粲的大名，听说王粲到来，慌忙出迎，连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进屋后，宾客门见他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而且身材短小瘦弱，容貌丑陋古怪，大为惊讶，弄不懂蔡邕为什么要如此看重王粲。蔡邕明白众人的心思，就说：“这是王公的孙子，有特殊的才能，我是不如他的。我家的书籍文章，都应该送给他，才算物归其主。”从此，两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30、进入刘表幕府由于王粲才高名重，十七岁那年，东汉朝廷便征召王粲为黄门侍郎，王粲却以长安正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为由，不应征召。为躲避战乱，他前往荆州投奔了刘表，进入刘表幕府工作，开始了他的幕府生涯。自此以后，王粲再没有离开幕府工作，可以说是终身从幕。

　　建安前期的荆州，与曹操所处的邺下相同，也是一个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荆州刺史刘表是东汉宗室，据有今湖北湖南一带，占地千里，带甲兵十余万。由于那时战乱尚未殃及荆州，刘表又采取了“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策略，所以中原百姓与文人俊杰为避战乱多有迁徙归附者。而王粲与刘表系同乡，刘表又是王粲祖父王畅的学生，故王粲前来投奔刘表，便是情理之中的事。王粲出身于望族，又是名扬四海的才子，刘表原打算将他招为东床快婿，无奈王粲身材短小，长相丑陋，刘表又很看重外表，所以联姻之事终究未成。这对王粲来说，当然是一件不小的憾事。更有甚者，刘表在政治上也不怎么重用他，只是将他的文学才能为己所用罢了。

　　在荆州十余年，王粲始终只是依附于刘表的一个普通幕僚，有一个安身之处，却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对王粲来说，一方面是汉室丧失权柄，各地军阀割据，像他这样有才华的文人，却无法为朝廷出力；另一方面是他所依附的刘表才能庸劣，量小识浅，又不知道使用人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而前途渺茫，所以，是留是去，进退两难。王粲本是一个热中于仕途功名的人，其郁郁而不得志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这种心情，也就很自然地流露在他那些述志抒怀的诗赋之中。写于这一时期的名作之二，通篇所表达的，就是王粲当时的政治苦闷和他寄居异地、怀念家乡的寂寞忧伤之情：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yin？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名篇，也是王粲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主旨与此诗大体相同。赋中起句为“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一个“忧”字，可以说包含了这些年他在荆州的全部心境，也是全赋的情感底蕴。接着写四周景色秀美，却是“虽信美而非吾土兮”，透露出身在异乡客地的愁怀。再接着是叙述自己的忧思之源，乃是社会**，只身飘零，进一步抒发了“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的故土之情，蕴含着要离开刘表，荆州非久留之地的意念。最后，赋文更深一层地点明了忧思的内涵，是希冀时世早日清平，以施展自己平生之才力，但此种期望又迟迟不见到来，今已感到所依非人而抱负难展，因而不由得要“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了！全赋情从景来，写得悲凉慷慨，极富感染力，历来与曹植的并列，一起被誉为建安辞赋最高成就的代表。

　　在荆州的十五年里，王粲虽然未被重用，但对工作，他还是积极参与的，为刘表起草了不少公文，其中比较有名的有：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长沙太守张羡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兵背叛刘表，刘表发兵讨伐。为了宣传这次军事行动合乎大义，就由王粲执笔写了一篇，以示师出有名。其中写道：“长沙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申明用兵乃是为了“去暴举顺”。此文被广为张贴、散发，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官渡之战后，袁绍病死，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兄弟阋墙。刘表为了劝和，要王粲起草了两文。书中劝解袁氏兄弟毋作阋墙之斗，应当联合御侮，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写得“词章纵横”（张溥：），甚有文彩。

　　建安十三（公元208年）年七月，曹操起兵，攻打刘表。刘表死后，次子刘琮继位。章陵太守蒯越、荆州府东曹椽傅巽和王粲等人力劝刘琮投降曹操。刘琮听从了他们的劝告。九月，刘琮举州降曹，王粲也来到曹操幕府工作。从此后，王粲仕途得意，官运亨通，不断升迁，一直被曹操委以重任。王粲先是因劝刘琮归降有功，被授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又迁军谋祭酒。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魏国既建，王粲官拜侍中。

　　如果说，此前的王粲一直是在失意中度日，那么，自从来到曹操幕府工作后，王粲却如拨乌云见青天，命运有了实质性改变。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里，他连升数级，最后成了“建安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是唯一的封侯者。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他在刘表手下工作时想都不敢想的。有为之士遇到有为之主，王粲的工作积极性于是得到空前激发和调动。说：王粲“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驰，兴造制度，粲恒典之”。也就是说，此后的王粲除了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参与谋议作用外，还倾注全力为曹魏新兴政权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制订了各项法律和法规，这实际上是为魏国的建立规划蓝图，奠定基础。秦朝有李斯定制，汉朝有萧何制律，魏国则主要靠王粲“兴制度”，作礼乐。此时的王粲，真可以用意气风发、春风得意来形容，对此，他自己也是不隐瞒的，如在一文中，他便隐然以管仲自比：“齐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晋耻雪”。并强调说：“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

　　因王粲强记博闻，曹操每逢巡游外出或征伐，还总喜欢邀王粲同行。

　　同他的仕途遭遇相一致，王粲的文学活动，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划分的界线就是建安十三年的归附曹操。前期他主要在荆州过着流寓生活，亲历过战乱灾祸，又长期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忧国忧民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愤纠结在一道，使他的文学作品笼罩着一层悲凄愤悱的情调。后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面受到北方广大地区已经实现统一的形势的鼓舞，一方面也因担任重要官职而激发起建功立业的信心，所以他的创作基调又转变为激奋昂扬。如分别写于曹操西征关右和东征孙权的五首，便对曹军的征伐作了热烈歌颂，同时也表达了作者从军征战、建功立业的激昂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