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饮马西北 十四章 浮出水面

　　吴佩孚手里的电文，是中国驻华盛顿全权公使顾维钧发回，经由靳云鹏转发到他的手中，电文上说：“美利坚国对甘陕一带的大地震和旱灾极为重视，此次各项援助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均为人道救援。昨日在与美利坚援助全权特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会面时，他向我表达了对地震和旱灾的关注，非常担忧灾区民众的生活，同时善意的提醒我，为了灾区的民众和政府的国际形象，希望中央与地方政府尽快和解，全力以赴救助灾民。”

　　吴佩孚此人秀才出身，有过幸福的童年和不幸的少年时期，成年后又曾经浪迹街头算命为生，对中国社会的现状认识很深刻，在他的理解里，中国的积弱是因为国人贪财迂腐不觉醒、外加西方列强的殖民造成的。

　　所以他一生都坚持四不原则，即不纳妾、不留公金、不留洋和不进租界。顾维钧在拜会罗斯福后，觉的自己又必要为甘陕受灾百姓做点什么，加上重要的外事活动必须要向国内禀告，就有了这么一封电报。

　　可这封电报在吴佩孚的眼里，却成了陕西挟洋自重、威逼自己的做法，一时间他的怒火更盛了。如果不是甘陕遭灾，自己现在又处于舆论的全面下风，实在不宜再动刀兵的话，那么陕西将再一次面对的就不是两师一旅的直军入侵了。

　　就在这时报务员再次送来一封电报，电报是陕西全体议员和省政府联名发送给吴佩孚的，“吴大帅明鉴，陕西一战实为国之不幸，若非西北大灾现陕省愿将此战缴获之各式步枪5000余杆、炮36门、生还将士4230余人全数奉还，恳请大帅念陕省百姓之苦，停戈止武陕省百姓泣求。民国十年六月一日。”

　　深谙权谋的无吴佩孚知道，如果自己不答应，明天这份电文就会见诸报端，到时就是自己骑虎难下之时。“哼！好一招以退为进，看来还是低估了这群西北佬，这笔帐暂且记下，且看日后如何收拾你们！来人”

　　直陕一战之后，陈树藩执意不再坐督军的位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曾贪恋权势、利欲熏心，然陕之百姓却对我既往不咎，我深感羞愧。今以我退下督军之位，换来三秦安宁，是柏森应做之事。”

　　去职的陈树藩，让出了在西北银行的干股，心安理得的做了一个省议员，开始忙活着救灾，他先后数次找到王文和，希望能得到支持，在西安开办一个厂子，只不过具体想做什么，还没有定下来。

　　安排完陈树藩退位之后的事情，司南与王文和聊起时，说到了陈树藩退位的用意，司南咧开嘴一笑说道：“他是个聪明人，直陕战前与吴佩孚沟通无果，就已经知道自己隐忍之后，重夺陕西大权无望，直陕大战后我们获胜，他就更没有希望了。继续留在这个位子上，只有麻烦和灾祸，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不是亮出陕军的实力，为彻底掌控西北做准备。”

　　陈树藩虽然退位，但对他的监视依旧没有放松。民国时期那些上上下下，尤如走马灯般游走于台上台下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省油的灯，谁知道他内心还有没有死灰复燃的心思。

　　1921年6月初，经全省议员选举的新陕西省政府终于出炉了，郭溪人任职省长，王文和任实业厅长、吕秀山出任西北银行行长和陕西省印钞局局长。令人惊奇的是战前司南无意中发给蒋方震（蒋百里）的一封长信也得到了回复，蒋方震对陕西这几年的发展非常感兴趣，正弃武耕文的他允诺即日来陕，出任陕军总参谋长和陕西陆军学堂副校长。

　　6月2日，司南和陕军全体将官、士兵在东山（马拐子被害的地方）陕军公墓，为直陕之战中战死的1406名将士举行了安葬仪式。陕军的安葬仪式，自基地围歼土匪之后，司南就开始安排和选址，最终选定在东山。仪式全程采用美式风格，整个仪式和公墓的风格肃穆、威严，没有大吵大嚷的喧闹，也没有吹吹打打的悲哀，有的只是让人怜惜和悲痛的肃穆与威严。从此之后，每年陕军的所有高层，不管多忙都必须在清明节这天来公墓祭奠和清扫。

　　直陕战后，经过紧张的甄别，一万多俘虏中被淘汰4230余人，这些人身上各种各样的毛病极多，不适合被吸收进陕军队伍。司南交待杨虎成押送这些人连同缴获的部分军资东出潼关，交还给吴佩孚，随行的俘虏中，就有冯玉祥和其它生还的十三太保，不过石友三被司南扣下了，吉鸿昌因为伤势严重，留在了陕西继续救治和养病。

　　交还吴佩孚的5000杆枪和36门炮，都是战后统计出来的杂牌武器。各个口径和国家、制式的都有，炮也大多没有了修理价值，而且口径和标准不一，实在没有留下的意义。这一仗后，陕军留下的缴获武器包括德造1888和汉阳造1888总计6000余杆，马克沁重机枪70余挺、德造和江南造70和75口径山炮、野炮47门，弹药200余万发，其它辎重无算。

　　战后的司南一边做着进一步整编陕军的预案，一边开始着眼于陕西的全局。今年陕西逢大灾和大旱，民生艰苦，根据有经验的老农估算，夏粮的收成不及去年的5成，还要这么旱下去的话，秋粮将颗粒无收。

　　根据司南提供给郭溪人的预案，陕西将在各县统一以工代赈修建大型孤儿院，配套的还有各县的陆军小学堂、学堂和水利设施。率先开始修筑的是关中道的水利设施，学堂和孤儿院则遍地开花，计划分3年时间完成所有工程。大旱之年没有比以工代赈兴修水利设施更为合适的项目了，这些投资下来总计300万元。

　　入读陆军学堂的大多数是孤儿和小乞丐，这些孩子的衣食住行全免，除了接受与学堂一模一样的文化教育，每周至少有3天时间要接受陕军伤残退役士兵的军事训练和指导。入读普通学堂的百姓子弟，则可享受每天一餐外加2个馒头的伙食补助。

　　忙碌的滴溜乱转的司南，6月中旬正式将长城公司改组，铁矿、钢铁厂、发动机、机床厂、机械厂、筑路公司全部成为集团内的独立企业，这几个企业将担负起面向西北推进工业化的重任。长城铅笔厂和长城车辆厂（仅为组装胶轮车，车轮和其它高技术配件交由发动机配件厂制造）被公开拍卖，这两个厂子共拍得陕票120万元，被陈树藩拍得。

　　而独立的化肥厂将与在建的大型焦化厂、以及美国援助的化肥厂和长城中药厂，一起成立西北化工集团。

　　就在他忙活的脚不沾地之时，拉契尔急冲冲的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南司，我的叔叔要来陕西！电报是从远洋轮船上发来的，大概一周左右到达天津港。”司南吃了一惊，迪卡夫.拉契尔在1919年8月的时候来过一次陕西，对西北的贫穷和落后惊叹不已，他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连连向捷克发起订货的地方，竟然是如此的模样，与他想象中的差距太大了。

　　“哦！你的叔叔这次来有什么事情吗？”司南问道。“哦，是这样的，南司，我的叔叔带了一个专家团和一些援助，以及之前订购的设备，来考察地震灾区的情况。”听拉契尔这么说，司南安心了。老实说，捷克和西北的关系非常好，从开始的采购高峰过去之后，1920年到现在，捷克已经私下里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援助给陕西。

　　直陕大战之前，从拉契尔发回的电报中，迪卡夫.拉契尔知道了西北将要发生的战事，他发电报亲自询问过，是否需要捷克驻中国公使出面，要求北洋政府停火。差点没被吓出一身冷汗的司南赶紧回电制止了他，吴子玉可是非常仇视洋人的，更何况洋人还要干预他的军事行动。

　　长城集团内各个分公司的独立，需要大量的经营和管理人才，无奈之下司南只好再次求助于司徒美堂，让他遍查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学者，邀请他们回国进行管理和研究。现在除了铁矿和筑路公司，其余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大小事务全部压在自己肩上。

　　就在这时浑身脏兮兮，仿佛一辈子没洗过澡的李仪祉闯进了他的办公室，高兴的如同小孩子一样的李仪祉说道：“司南，西耀铁路建成了，3天后就可以试车！”司南呆立在办公室半天没有反应，他已经快要忘记西耀铁路的事情了，每天脚不沾地的忙碌生活，让他忽略了这个终年在工地上忙碌的铁路工程师和那些工人。

　　“李叔这是真的吗？您不是在哄我吧？”醒悟过来的他一把拉住李仪祉的褂子，两条胳膊不停的颤抖，快2年时间了，西耀铁路终于修成了。1920年夏的时候由于防洪不及时，一个在修的隧道垮塌，造成120名筑路工人死亡，也使整个工程延后长达2个多月。经过21个月的勘测和施工，这条铁路终于完工了。

　　3天后在西安火车站（今尚德门北站）郭溪人等新任省府官员和司南等人，坐上了陕西近百年以来的第一辆有轨机车，这列只拖着5节车厢的火车很简陋，是李仪祉和机械学堂的中籍和外籍师生自行制造的。

　　6月15日早上9点，就在火车马上要开动的时候，司南看见还有2节车厢空着，就和身边的郭溪人耳语了几句，在郭溪人的示意下，秘书张自力示意几个参加西安火车站的老技工和附近围观的一些老年群众上了火车。

　　9点15分古老的尚德门外一声汽笛划破长天，西北的第一辆火车缓缓启动，“呜!!!轰喳轰喳轰喳”机车越来越快，在锅炉提供的澎湃动力驱动下，往北向同官驶去。

　　这一路上，由于没有其它的车辆需要让行，所以开的时快时慢，火车还不时停下来，在路旁拉上几个参与修筑的工人，就这样走走停停三个半小时后，等火车到达同官车站时。韩广琦和高又明带领的同官施工队伍，齐聚在同官车站，整个车站人山人海一片欢腾。

　　“各位父老，这是我们陕西的第一条铁路，这东西好啊，拉的多、跑的快、不费人力，出门做生意，或是走亲访友，坐上这个刺溜一下就到了。我们陕西人要在生我们、养我们的这片土地上，将铁路修的到处都是！感谢诸位筑路公司的工友和同仁，今天你们是陕西所有百姓的英雄！”郭溪人一席话，彻底点燃了庆祝会场的气氛。噼里啪啦的的鞭炮声和震天的锣鼓，更有工友们自己组织和表演的舞狮、舞龙和高跷队，站前广场被庆祝的热浪包围。

　　参加完通车仪式，回到位于骆峪河水库不远处的办公大楼，这是一栋充满德式风格的群楼，上下总共3层，司南的办公室位于二楼的东南部。在这里有一个司南一直惦记的人，他就是蒋方震。

　　蒋方震1882年生人，时年39岁，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37年出版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中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是国民党将领中的第一人，并在日后一定程度的影响了白崇禧等人。

　　注：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最早提出持久战的是太祖，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