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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十字(初稿) 第三节 第一次诏见

新宋 | 作者:阿越 | 更新时间:2015-12-03 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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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岁的皇帝给我的这份诏书,让我深刻的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做隐士。然而也有一些是我这个现代人无法理解的,那就是我其实并不认识什么官员,他们为什么会举荐我呢?

  赵顼在我们那个年代看来,是个英俊的年轻人。我有点近于无礼的观察着这个年轻的皇帝,思忖着他在历史上的作为,这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那个眼神中有几分傲气老头,一定就是王安石了,“他今年49岁,还有十六年好活”,我在心里飞快的回忆着,不由得有几分好笑。因为越是著名的人物,我就越知道他们的生死。

  有人在呵斥着我的无礼,但是被皇帝制止了。三拜九叩首之礼是满洲的皇帝玩的把戏,在宋朝并不流行,我转过神来简单的参拜了皇帝,递上我奏折。在奏折里我委婉的表示,我并不想做官。

  这种辞让很快被当成一种虚伪,于是皇帝继续要求我为朝廷服务,而我则“坚拒之”,年轻的皇帝有点恼怒,但是历史上我这样的人往往会有较好的名声,他必须答应我的请求,并且绝不能为难我,否则史官们会记上他的暴政。

  然而在最后一次,他看来马上准备答应我的时候,我突然提出一个请求,我希望皇帝以给我专折上奏之权,让我能站在朝局之外,以平民的身份来关注着朝政的得失,并直接向皇帝本人提出建议。

  很快有大臣出来说这与制不合,然而我的说法并非没有吸引力:

  “古谚有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今日大宋相公有变法图强之议,臣虽山野贱民,亦知士大夫赞成攘助者有之,不以为然者有之,极力阻挠者有之。大宋朝廷之内,难免两党之争,变法者说变法是,非之者谓变法非,莫衷一是。陛下虽然天纵聪明,亦不免有偏信之失。倘有数人,不在朝廷之中,不在两党之内,以草民之身份观察朝政得失,上达天聪,而朝中诸君既知陛下能直达下情,则两党皆不敢虚妄诽谤,故陛下有兼听之明。又,臣身无官爵,于两党皆无所求,于两党皆无所私,臣亦不敢议论公卿,每月一折,只论市井见闻,为陛下之耳目而已,如此亦不违古制,当尧舜之世,便是山野草民,亦可向天子讲谏,今日之论,盖追三代遗风,而愿皇帝成尧舜也。”

  虽然这些话并无文采,但是却也易懂。大臣们倒也并不认真阻拦,说白我不过是想做个不想要官职的御史罢了,又有什么好阻止的呢?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却至关重要。我现在的态势,一方面很想涉及到政治当中,来影响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也很知道此时的政局完全是个油锅,我很怕把自己给烫着了。有了这样一个超然的身份,我就既能影响到皇帝的决策,又避开了新旧的党争。而且我不要官职的令名,会让我得到更多的舆论加分,我的清名又反过来让我的进言更有影响力。

  “熙宁三年……赐布衣石越进士及第,翰林学士……”——史官们如此记载着当天发生的事情。(注:北宋简拔人才,并不拘束,由布衣而为重臣近臣,史不绝书。)

  “白衣御史”石越能给想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多大的影响,即便我来自未来,也是不能预知的。但是皇帝的恩典却给了我生意上极大的方便。

  汴京民智印书馆的印书坊放在了郊区,有宋文风之盛,使得各种书籍的销量相当之大,而其利润更属可观。仅仅半年时间,我的印书坊就雇用了数千名印书工,几乎垄断了境内所有的印书业。印书馆扩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我在青州(济南)、京兆府(西安)、江宁(南京)、成都、鄂州(武汉)、杭州开了六个分局,并且首次向尚且活着的文人支付象征性的稿费(精致的物品加少量的钱),进一步博得他们的好感。

  印书馆的业务也开始全面扩张,不仅仅是经史子集、诗词曲赋、蒙学读物,我也特意请人把坊间评书整理成小册子出版,结果果然颇爱欢迎。另一方面,我利用自己的超然身份,并通过太学的学生们,请来了一些在自然科学方面颇有研究的学者,请他们写一些通俗的小册子出版。对于《齐民要术》、《九章算术》这样的古籍,我更加是不遗余力。书籍的价格很便宜,一般十几文钱就可以买到一本,小册子只要几文,一般的印书坊根本无法和我竞争,等待他们的,要么改行,要么被吞并。不过这个时代的人,对于被我较文明的吞并,似乎并不反感。

  当然我也很明白这里面其实有人是想来偷艺的,我却并不因为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而用那些旧的行规进行限制,我并不想一直垄断印书业,我只是想通过这种刺激,让有能力者偷学到我的技术,和我进行更激烈的竞争。可惜的是我那些掌柜们似乎不太能理解我的想法,所以第一家采用新式印书技术和我竞争的印书坊,竟然在两年后才出现。

  这其间我冒了一定的风险,轻轻的拍了拍相公王安石的马屁——我把他1059年写的《上宗仁皇帝言事书》印了一万册免费赠出。我知道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是不可能受贿的,而和他交游过密,只怕会招致旧党的痛恨,而不理他,又怎么也说不过去,那就找他最痒的地方下手吧。

  只是这个王相公也真是够书生气,做为了赞赏的表示,居然只是送了把他写诗的扇子给我!简直让人觉得这家伙太抠门了。

  耶诞1070年,我的生活主要就是印书馆的工作。这个印书馆能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我所不能预测的,但是我知道在书籍价格下降,印刷更加方便的时代,文明更容易保存和传播,则是毫无疑问的。比较直接的影响,则是我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书商,而且我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汴京城里较为富有的人之一。而新技术的直接发明者,李三朴和赵树福也成为了我印书业的代理人,这两个人比较让我喜欢的是,他们并不是把钱看得很轻,但是也不把钱看成很重。而且他们似乎很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未来依附到了我的身上……(这一点,我是在放心的同时也感到悲哀的。)

  做为印书馆的社长和总编,袁枢和郭泰都来自太学,这最后也成为汴京民智印书馆的传统,每一届的社长和总编,都是太学生,当他们考取功名担任官职后,就会自动卸任,另荐贤才来接替。之所以请毫无名望的学生们来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实在是因为请不到太有名望的人,而且太学生们虽然很骄傲,倒也不是高高在上,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做编辑的人要是眼界太高,也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

  而这一年的大宋,则依然是在争论与变法中度过,王安石在旧历十二月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欧阳修马上就要退出政坛(在神宗即位后不久罢知毫州)……我不冷不淡的写着一些街头的见闻,说着印书馆的故事,附一些刚印的新书,隔月送给年轻的皇帝,简直就如同一个弄臣。因为我知道大宋的病根,实在是在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过于宠大,养兵养官养出了巨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吸干了大宋王朝的每一滴血。政府是没有任何余财来进行新的举措的,而王安石的变法,倘能有范仲淹的成功为铺垫,或者还有希望,否则只能走向死胡同。只是我虽然明知这一切,却根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说服年轻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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