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十载寒窗 深翻地

　　1958年7月中央宣传部长6定一在《红旗》杂志上表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9月，**中央、国务院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党来领导。”于是成立了以党委第一书记邵凯为的辽宁大学生产劳动委员会,领导全校的生产劳动和勤工俭学活动。党委提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中心问题是大办工厂、农场，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要以组织生产为中心。

　　国庆节之后，我们班党支部杨书记组织开会，动员同学们动脑筋想办法，办一个什么工厂。她说，“贸易统计班办商场，农业统计班办农场，我们工业统计班办工厂。”同学们以为是在开玩笑，七嘴八舌说些“不大可能”的言论。

　　齐凤海突然说道，“我们学校北面的排水沟可以建一个电站。大家看看行不行？”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不负责任地随便说出“行！”

　　杨支书：“行是行，谁会电？”

　　唐彬：“春山不是在大连工学院学了几年工科了吗！让他领着一伙人干。”唐彬话了，大家觉得不行也得行了。

　　春山：“我领着大家干，可以。不过，我也不是学电的，还得想办法找一个懂电的人。”

　　齐凤海：“排水沟那边不就是水电学校吗！找他们合作呀。”

　　于是，杨书记亲自带队，率领春山几个同学去水电学校联系共同办电厂。

　　晚饭后，大王问春山，“到水电学校有什么收获？”

　　春山：“不错。他们同意和我们共同搞一个水力电站。不过，排水沟没有落差，流也太慢，电技术比较复杂，需要做科学实验，完了，才能建电站。”

　　昆岫：“等科学实验搞完了，还不得要等到猴年马月？等着让人家给拔白旗吧！”

　　大王：“排水沟里就能够电，那电也太容易了。我没学过高中物理，知识太浅；但是我总是觉得行不通。”

　　小王：“不要泼冷水！”

　　我：“科学是不怕泼冷水的。”

　　柳骏：“学校党委号召我们大办工厂，我们就干。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黄道初：“工厂办成办不成是以后的事情。办不办工厂是你们对党的教育方针的认识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办。”

　　春山：“我赞成！办工厂主要是体现我们对党的教育方针认识的高度和深办工厂也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这一届没有办完，下一届接着办嘛！”

　　昆岫：“看明白了，毕业前，你这个电站大概是建不成了。”

　　小王：“只要有胆量、有决心，没有干不成的事情。悲观的情绪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应该为春山他们鼓干劲才是！”

　　春山：“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把水电站建好。”

　　1958年入冬前，全校同学到黑山县高山子深翻地。

　　高山子在京沈铁路线沈阳与锦州之间，只有慢车停靠。我们进行深翻的地块就在火车站前面。据那个生产队队长介绍，它是高山子公社高山子大队的“地眼”，是旱涝保收，最为肥沃的一块宝地！

　　高山子大队把我们安排在小学校里住宿。教室地上铺了一层大约3o厘米厚的苞米秸（gai东北方言）子，这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同学们把行李扔到苞米秸子上之后，就地开午饭。生产队的女社员端来一大铝盆地瓜，一桶白菜汤，一小铝盆红咸菜，一筐大饭碗和竹筷子。

　　女社员喊道：“同学们！开饭了！”

　　另一个女社员接着说，“吃地瓜，多吃点咸菜，不烧心。”

　　黄道初吃了几口地瓜，高兴地说道：“啊呀！这地瓜真好吃。”

　　女社员：“好吃啊！好，以后天天给你们吃，顿顿给你们吃。”

　　饭后，集合。一个人（不知道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是公社的干部）向同学们讲解了深翻地的操作规程。

　　深翻的总深度为一米；分三层操作，每一层深度各占三分之一；第一层为熟土，第二层、第三层是生土；操作方式，第一层熟土挖出后，放在右侧，第二层生土挖出后，放在左侧，把第三层土翻酥松了之后，再把第二层生土填回，然后，再把第一层熟土填回。不知道这个操作规程是从深翻地的实践里总结出来的，还是深翻地专家学者的深翻理论？当然，对于我们这些人，这个操作规程是很容易理解并接受的。

　　来到高山子火车站前面的一块平整开阔的耕地，同学们热情高涨，手拿铁锹，跃跃欲试。我们系的领导领来任务，把我们领到和经济系毗邻的几十米宽的地区，逐段分给各班；我们班又逐条（大约一米多宽）分派到每一个人。这时，你放眼望去，偌大一片耕地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拿着铁锹的人影，场面恢弘，气势磅礴。

　　一声令下，铁锹插入黑土的声音“嚓嚓嚓……”顿时响起挖土对于在红砖厂干了三个月的我们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操纵自如不过问题很快出现：人挨着人，挖出的第一层熟土往哪放？各种办法、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一个字：干！太阳落山，第一天的劳动结束。回到小学校，地瓜、白菜汤、咸菜已经摆到教室，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饭后，在教室里昏黯的灯光下，打开行李，一头扎到苞米秸子铺就的床铺上，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5点钟吹哨起床，外面尚没有亮天。匆匆忙忙吃点地瓜、咸菜，又集合，开赴深翻战场。中午，社员把饭菜送到地头，地瓜、白菜汤、咸菜摆在地上，黄道初自言自语，“呀，还是地瓜白菜汤？”

　　送饭的女社员一看是头一顿饭说地瓜好吃的那个南方同学，笑着说，“是啊，不是你说的地瓜好吃吗！好吃，你就得天天吃。”说完，哈哈大笑。同学们也不免跟着笑了起来。果真如此，深翻地的2o天中，没有变样，顿顿都是地瓜；只是白菜汤有时换成萝卜条汤。一天中午回到学校吃饭，吃罢，高秀生邀我去高山子供销社。我问他，“干啥？”

　　高秀生：“实在是受不了了销社有没有饼干，买点。”

　　供销社果然有饼干。高秀生高高兴兴的买了一斤。出了门，我们两个一人一块，塞到嘴里。我问他，“什么味？”

　　高秀生：“啊！原来也是地瓜面。”

　　我们吃了几块，剩下的藏到高秀生行李底下。这件事是不能暴露的。否则，会受到严厉批判。

　　几天后，我们深翻的原来平整的耕地上，已经是高低错落、凸凹不平；干活时，同学之间，能够听到说话的声音，往往见不到人，有时会看到周围有脑袋在晃动。

　　两头不见日头的繁重劳动，以地瓜充饥，除了大跃进的革命精神，全凭年轻火力壮。每当休息哨声响起，一定是张开手，扔掉铁锹，坐到深翻的坑里，找个依靠，闭上眼睛，睡觉。为了消除疲劳，防止犯困，几乎每一个同学都买一包8分钱、白纸简易包装的香烟（供销社的售货员服务到地头）。干活当中，直起腰，抽一口卷烟，真是幸福无比。

　　一日，夜战，到离我们深翻地较远的另一个大队的苞米地里去掰苞米（把苞米棒子从苞米秸上劈下来）。回来，已经是半夜；我们刚刚躺下，集合的口哨声响起。同学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来到操场上。带队老师说道：“同学们！经济系农业经济专业有一位男同学没有回来，现在大家全部回到地里去寻找。出！”

　　同学们拉网式地在苞米地里寻找，翻开一堆一堆落到一起的苞米秸子，大呼小叫地呼唤着那个同学的名字。星星逐渐模糊了的时候，终于在一堆苞米秸子底下，找到了他。找到他的时候，还在酣然大睡；竟然没有被震动夜空的呼叫声唤醒！

　　天刚刚放亮，回到学校，社员已经把地瓜、咸菜送到教室。困意正浓的我们，无可奈何把早饭咽下；浑浑沉沉地扛上铁锹，走上深翻地的战场。

　　夜战，一方面是为了抓紧时间，早日完成工作任务；在大跃进的年代，它更是代表人们的一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状态。在我们深翻地的时候，也就不可避免地搞上几次。同时，还要求同学们挤出宝贵的休息（睡眠）时间创造一些精神成果。诸如“天上的星，地上的灯，不知是星还是灯……”之类的诗歌“脱颖而出”。

　　入冬，天气日见寒冷。一股寒潮袭来，地面开始结冰。结冰达到1o厘米左右，第一层土只能够使用洋镐刨了。

　　深翻地最后一天，到达高山子的第2o天，数学系的一个同学，肋条骨被同学们抛出的冻土块砸折，必须尽快送回沈阳医治。我们班的高秀生这时也身患感冒，系里决定让他也回沈阳休息。班里决定让我护送他与数学系的受伤的同学一起走。实际上，学校已经决定深翻地结束，大队人马也即将启程。

　　晚上七、八点钟，高山子站台上只有我们学校的几个同学、一副撂在站台上的担架，和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等待一列从北京开来的快车。快车在高山子站是不停车的。为了让我们学校的几个病号及时回到沈阳，经沈阳路局同意，特为暂时停车。

　　火车来了。缓缓停靠在第一站台。列车员从离我们最近的一节车厢下来，招呼我们尽快上车。原来，列车早已做好准备。列车员看到还有一副担架，急忙招呼另外一位女列车员把火车车厢窗户打开，我们几个人把担架举向窗口，车厢里面的旅客帮助接过担架，放到相对的两个座椅靠背上。我们几个也在列车员的关切下，迅地上了车。列车开动，在黑暗中急地行驶向东方。

　　火车开动之后，坐在对面的一位穿着干部服的中年旅客问我，“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都像是有病了？”

　　我：“是，除了我和几个抬担架的同学，都是病号。”

　　旅客：“你们是……”

　　数学系的一个同学：“辽宁大学的，到黑山来深翻地。”

　　旅客：“啊，好啊，响应**号召，深翻地，增产粮食。我看你们怎么好像没洗脸……”

　　我笑了笑，“不怕你笑话，深翻地2o天，没刷牙，没洗脸。有时候晚上睡觉连鞋都不脱。”

　　旅客：“好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青年学生吃点苦，受点累，才能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对！你和我们的党委书记讲的一样。”

　　那个旅客笑了笑。我看得出来，他一定是犯了职业病，不是党委领导就是共青团的干部。高秀生有些不爱听，把脑袋靠在车窗旁边，闭上了眼睛。

　　半夜，我们在沈阳南站下了车，早有几辆大客车等在检票口前的广场上，我和高秀生都上了一辆开着门的车。另外一辆救护车把数学系的肋骨受伤的同学直接送去医院。

　　来接我们的同学问道，“怎么就你们这几个人呀？”

　　高秀生：“你还害怕有病的人少啊！”

　　我们几个人的带队者：“现在回来的都是病号和护送的同学。大队人马还在高山子，没有回来。”

　　大客车刚刚拐过北行，就听见学校方向传来大乐队咕嘎咕嘎、咚锵咚锵的迎宾乐曲。从俄专到学校正门站满了没有去深翻地的迎接深翻归来的同学们。他们高呼欢迎的口号。

　　我们在学生食堂前面下了车。一位领导同学们欢迎我们的老师，急匆匆跑到我们跟前，问道，“后面的汽车怎么没有跟上？”

　　我们的带队者：“是不是还在火车站？”

　　老师：“深翻地的同学们没有上车吗？”

　　我们的带队者：“深翻地的同学们还在高山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哪趟火车回来呢。”

　　老师：“原来是这样啊！”那个年代没有手机，通讯不畅是很正常的。

　　食堂里灯火辉煌，饭菜已经摆好。我们几个人走进去，围坐在一张桌子四周，刚要动筷，食堂里的一个人前来制止，“同学们！你们不能先吃，要等到大家回来一起吃。”

　　高秀生：“等他们回来，黄瓜菜都凉了！”

　　“怎么的？就是你们几个人回来了？”

　　我们的带队者：“大队人马还在黑山呢。今天晚上不一定能够回来。我们是几个病号和看护病号的同学。”

　　“啊，那你们先吃！”

　　第二天，全体同学才回来。据说火车晚点了。

　　操场上举行深翻地总结大会。陈放副校长讲话。讲话当中，他拿出中文系同学给他的一封信，念了一段之后说道：“这个同学说了，他睡在苞米秸子上，比我的沙床还好。苞米秸子怎么能会比沙床好呢！你应该这样说，沙床你能够睡，苞米秸子也能睡。这才是实事求是。你们将来毕业了，要当老师，或者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或者是一个作家，你们怎样教学生？怎样写报导？怎样写小说？要的，是实事求是，和学生说真话，和读者说真话。这才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o1o年1o月17日17: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