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八三章 生死较量

　　“刺马案”最吊诡的，还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的查办。．Ｍ



　　凶犯张文祥，就擒之后，由始至终，未曾动刑――这是极其不正常的。



　　摆到台面上的理由，是此等穷凶极恶之徒，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犯此十恶不赦之案，自然是早就抱了必死之念，打轻了，毫无用处；打重了，只怕瘐毙狱中――他是第一号的钦命重犯，如是，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可怎么交代的过去？嘿嘿，老兄也是晓得的，不晓得有多少人巴望着封了他的口呢！



　　主持审讯的漕运总督张之万江宁将军魁玉，都是这样一个主张。



　　会审的署理藩司孙衣言营务处总办袁保庆，大不以为然，据理力争：既然“打轻了，毫无用处”，那么，不打，就更加没有用处了！凶犯狡悍，不用大刑，单靠软磨，怎么可能吐一字之实？



　　咳咳，凶犯愍不畏死，就算施以大刑，也未必管用啊……



　　不然！凶犯抱了必死之念是一定的，可是，枭，一眨眼的事情；凌迟虽苦，也不过一会儿的功夫，熬一熬就过去了。大刑不同！反复勘磨，凶犯再怎么狡悍，也不免有崩溃的一天！一副夹棍，三根横木，平无奇，可是，多少英雄好汉，刑场之上，白刃加颈，意气自如，三木之下，却问什么，说什么！



　　咳咳，还是要慎重行事，熬刑不过，胡乱攀咬，如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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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万和魁玉，反对动刑，除了担心自己成为马新贻第二之外，较之孙衣言袁保庆，毕竟“站得高”――真把幕后主使问了出来，可拿他怎么办啊？真到了那个时候，才叫“如之奈何”呢！



　　就这样一直扯皮扯到了“中央来人”――刑部尚书郑敦谨，以及最最重要的那一位：回任两江的曾涤生。



　　另外，不晓得算不算巧合：郑敦谨是湘乡人――不但是湖南人，还是曾国藩的同乡。



　　“刺马案”一出来，慈禧和恭王，就晓得必须叫曾国藩回任两江了――除了他，谁也摆不平两江目下的局面。



　　曾国藩的回任两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朝廷向湘系屈服了。



　　从此之后，直至清帝逊位，两江再也没有脱离过湘系的掌控。



　　曾国藩既回任两江，并主持“刺马案”的审理，则凶犯的没有幕后主使，便无悬念了――最后，曾国藩郑敦谨联名出奏，说什么马新贻严办海盗，张文祥和海盗素有勾连，有激使然，乃行刺马新贻泄愤，云云。



　　最重要的一句，“实无主使别情。”



　　张文祥“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算是对马新贻多少有了个交代。



　　对于这份结案的奏折，孙衣言袁保庆愤然作色，坚决拒绝署名。



　　“刺马案”的另一位主审人郑敦谨，则做了件有清两百年来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结案的奏折一经拜，立即告病挂冠，且既不等朝廷允准，也不回京复命，直接就从江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



　　可以想见，郑敦谨虽然是湖南人，但被迫做违心之语，内疚神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刺马一案，上上下下，曲意弥缝，证明了一件事情：凶犯的背后主使，一定是朝廷不能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除了其人本身不能入以重罪之外，他所代表的势力，更是朝廷不能不敢与之翻脸的。



　　如此一来，谁是这个幕后主使，便呼之欲出了。



　　关卓凡以为，嫌疑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曾国荃，一个是黄翼升。



　　湘系中，曾国荃的地位，自然高于黄翼升，不过，曾老九多少还是有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他若真要做这样的事情，不会不和他老哥商量，而他老哥一定不会同意，如此一来，所谋就多半不能成事。



　　所以，扒拉来，扒拉去，黄翼升的嫌疑最大。



　　如果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对湘军的散兵游勇，如马新贻之“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那么，就无法排除蹈马新贻的覆辙的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前头已经说了，江宁的情形，本时空的洪绪元年，较之原时空的同治八年，并无实质性的不同。



　　不同的是双方掌握的武力的对比。



　　湘军屡加裁撤，台面上的武力，较之轩军，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



　　但是，绝对的武力不代表绝对的安全。



　　马新贻是怎么死的？他在江宁练了几营新兵，那一天，例行校阅之后，步行回署――校场就是署西的箭道，同总督署几乎就是一门之隔。就在马新贻即将进入署西门之时，张文祥突然闪出，一刀刺进了马的胸膛。



　　一边是校场，一边是总督署，身旁还有督标中军副将传令官戈什哈等一众武装随从，关防还能再严密些吗？兀自挡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击！



　　张文祥其人，仔细想一想，真正是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



　　身手的迅捷凌厉，尚在其次，关键是这份视死如归，思之令人惊心！



　　这个“死”，不是“引颈一快”那么简单，如果上了刑场，其所被者，是千刀万剐，是最痛苦的一种死法――这一层，张文祥受命之初，必是明了的了。



　　而且，这个案子，凶犯一定要有切实的口供，一定要明正典刑，才算了结，才算有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所以，张文祥被捕之后，不能自杀，不能瘐毙――张之万魁玉的担忧，根本就是多虑，因为凶犯的幕后主使，根本就不要“杀人灭口”――张文祥必须上刑场，熬那痛苦无比的“鱼鳞剐”，这一层，受命之初，他应该也是明了的。



　　还有，虽然事实上未对张文祥动刑，但可以想见，事前，张文祥本人也好，其幕后主使也好，都有足够把握，张文祥能够熬得住大刑的勘磨。



　　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成其事，赴其死，其幕后主使的能量，岂不令人心惊？



　　关卓凡自己，都不禁要掂量掂量：如果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我能不能找得到同样的一个人？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湘军虽已裁撤，但至少在江宁一带，湘系的势力，依旧深厚无比。



　　不过，认真说起来，目下的湘系，真正可以呼风唤雨如心使臂的地盘，也只剩下江宁这一块了。



　　若以长江为界，江苏大致可以分为江南江北，或者苏南苏北；以此为基础，江苏的局面，原本是一分为二的：



　　苏南的大半――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归江苏巡抚管辖，是轩系的势力范围；苏北――徐州海州淮安扬州通州，以及苏南的江宁，归两江总督直辖，是湘系的势力范围。



　　伊克桑杀李世忠，既揭开了两淮盐务整顿的序幕，同时，也从安徽入手，不显山不露水的开始了对湘系外缘势力的剪除；之后，赵景贤带轩军入驻扬州，两淮盐务整顿，正式大举展开。



　　赵景贤在关卓凡的支持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两年下来，除了盐务整顿本身卓有成效之外，朝廷――或者说轩系，也借盐务整顿，事实上从湘系手中收回了扬州以北的“失地”。



　　随着地盘的不断缩小，湘系――尤其是曾国藩的嫡系，其实已经对朝廷轩系以及关卓凡赵景贤本人，累积了相当多的不满，只是因为关卓凡手段高明，软硬兼施，“曾系”才一直下不定翻脸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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