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1节

　　长下去

　　而已，故不需要革命。

　　故在实际施政时，不妨确立两种目标：第一，增加资本数量，使得资本

　　不再有稀少性，毫无功能的投资者从此不能再坐收利益。第二，建立一个直

　　接税体系，使得理财家、雇主以及诸如此类人物之智慧、决策、行政技能等，

　　在合理报酬之下为社会服务。这些人对于本行都非常有兴趣，故即使报酬比

　　现在低很多，还肯继续服务。以上两种目标并没有窒碍难行之处。

　　至于在何种范围以内，国家公共意志之代表人应当设法增加并补充

　　投资引诱；在何种范围以内，应当鼓励一般人之消费倾向，同时又可在一两

　　个世纪以内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价值，那只能由经验来决定。也许，当利率

　　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加强，故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资本之累积速率亦

　　不比现在大。假使如此，则对大额所得以及大额遗产课以更重之税，也许有

　　可以非难之处，即循此政策达到充分就业时，资本之累积速率要比现在

　　小许多。请不要以为我不承认有这种结果之可能性，或不承认这种结果很或

　　然。在这些问题上，预断普通人在不同环境之中会有何种反应，不免失之轻

　　率。不过，要是不难接近充分就业，同时资本之累积速率又比现在大一些，

　　虽然大得不多，则至少解决了当代一个重要问题。至于在何种范围以内，用

　　何种方法，可以要求本世代人士多节约一些，以便为后人造充分投资之境，

　　同时又与情理不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另行决定。

　　在其他几方面，以上这个理论之含意倒是相当保守的。固然。有几件事

　　情，现在操之于私人之手者，将由国家集中管理；但是还有许多活动不受影

　　响。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

　　还有，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之影响，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

　　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伴事情，

　　由社会来综揽；但这也不是毫无妥协折衷余地，还有许多办法，可以让国家

　　之权威之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强烈理由要实行国

　　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权限以内。要紧的倒不是

　　生产工具国有；只要国家能够决定a资源之用于增加生产工具者，其总额

　　应为若干；b持有此种资源者，其基本报酬应为若干，则国家已尽其职责。

　　而且，实行社会化之种种必要步骤，也可以慢慢逐渐引进，不必打断社会上

　　的一般传统。

　　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

　　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

　　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

　　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今设产量为已知，换句话说，设决

　　定产量多寡之力量，不在经典学派思想体系之内，则经典学派所作分析，例

　　如私人为追求自己利益将决定生产何物，用何种方法即何种生产原秦之配

　　合比例生产，如何将最后产物之价值分配于各生产原素等等，仍无可非议。

　　又，我们对于节俭这个问题，虽然看法不同，但对于现代经典学派所说，在

　　完全竞争以及不完全竞争两种情形之下，公益与私利二者平行不悻之程度如

　　何，也没有什么非议。故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必须由中央统制，

　　以便二者互相配合适应以外，实在没有理由要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

　　把这点说得更具体一些：就已就业的生产原紊而论，我觉得没有理由可

　　以说，现行经济体系有把生产原紊作绝大不当使用之处。当然，预测不免有

　　错误，然而这在中央统制计划之下也是免不了的。假使有1千万人愿意而且

　　可以工作，其中9百万人得到了工作，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说，这9百万人之

　　劳力有使用不当之处。我们对于现行经济制度不满者，倒不是这9百万人应

　　当去做别的事情，而是其余1百万人也应当有事可作。现行制度之缺点，不

　　在实际就业者之工作方向，而在实际就业者之数量。

　　因此我同意盖赛尔之说，认为要补充经典学派理论之缺点，不在把“曼

　　彻斯特体系”

　　ersyste笔抹杀，而在指出须有何种环境，然后经济

　　力量之自由运用才能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当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

　　须有的中央统制，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充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

　　起注意，在几种情形之下，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须由政府来约束或指

　　导；但是还有很大一片园地可以由私人负责，由私人策动。在这个园地以内，

　　个人主义之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

　　让我们停一停，温习一下这些优点是什么。一部分当然是效率高，

　　这是管理不集中以及追求自己利益之好处。决策不集中以及个人负责对于效

　　率之好处，恐怕比19世纪所设想者还要大；而当代之不屑乞助于利己动机，

　　亦嫌过火。除此以外，假使能够把弊窦去掉，则个人主义乃是个人自由之最

　　佳保障，意思是指，在个人主义之下，个人可以行使选择权之范围，要比在

　　任何其他经济体系之下，扩大许多。同时，个人主义又是使生活丰富不趋单

　　调之最佳保障，因为生活之所以能够丰富不单调，就从广大的个人选择范围

　　而来；而集权国家之最大损失，也就在丧失了这种多方面的、不单调的生活。

　　若生活有多方面，则既可维持传统，取法乎古人；又可凭一己想象，自辟途

　　径，增加现在生活之色泽。生活方式既得力于传统、想象、实验三者，自然

　　最易改善。

　　因为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

　　这从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

　　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

　　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

　　盖设有效需求不足，则不仅资源之浪费，乃公众不能忍受之耻辱，而且

　　假使私人企业家想运用这些资源，亦必遭遇重重失败危机。企业这一种赌博

　　有许多空门，如果赌徒们有这种精力，存着希望，把所有纸牌都玩遍，则赌

　　徒全体之总结果是输的。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财富之增加量，总小于个人正

　　储蓄psitiveindividualsavings之总数，二者之所以相差；就是因为

　　有人虽然有胆量，有策动力，但运气不特别好，技巧不特别高明，所以亏了

　　本；亏本之数恰等于二者之差数。但若有效需求很充分，则技巧和运气二者，

　　只要中平就够了。

　　今日之极权国家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牺牲了效率与自由。有一点很

　　确定：世界上不能再长久容忍失业现象，而在我看来，除了简短的兴奋期间

　　以外，失业现象是和今日之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的。不过把问

　　题作正确分析以后，也许可以医治了疾病，同时保留了效率与自由。

　　我偶而提到过，这种勤体系也许比旧体系更利于和平。这一点值得更复

　　申述，加以强调。

　　战争有种种原因，独裁者之流觉得很容易利用人民好勇斗狠之心从事战

　　争；而且从独裁者看来，战争是至少在预期中是如此一件愉快兴奋

　　事情。但是好勇斗狠之心，只能使独裁者容易鼓动群众热情，除此以外，还

　　有经济原因，即人口压力，以及互相争夺市场是。这第二种因素在19世纪战

　　事中大概处于支配地位，未来还可能如此，故宜在此处一加论列。

　　我在前一章中指出，如果采取19世纪下半期之正统办法，对内自由放

　　任，对外实行金本位，则除了互相争夺市场以外，政府实在别无良策可以减

　　轻国内之经济苦痛。因为在该种体系之下，凡可以解决长期的、或时断时续

　　的就业量不足现象之种种办法都不能用；除了一个，那就是改善国际往来帐

　　上之贸易差额。

　　故经济学家虽然一向颂赞盛行于世的国际体系，认为既可享受国际分工

　　之利，又可调和各国利益，但在这种体系之中实在隐伏着不睦势力。有些政

　　治家相信，假使一个富老之国不注意于争夺市场，则其繁荣即将衰退。这些

　　人倒是有常识，对于事情有正确了解。不过假使各国能用国内政策提供充分

　　就业，又能在人口趋势方面维持均衡，则实在不至于有重大经济力量使得各

　　国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正当的国际分工以及国际借贷之余地，

　　但是已经没有迫切动机，要竭力向外推销本国商品，或拒绝接受外国商品，

　　当前作此行为之目的，倒不是因为必须要维持收支相抵。

　　而在故意使收支不相抵，造成有利于己的贸易差额。国际贸易之性质也

　　将与令不同：国际贸易不再是一种挺而走险的办法，因为要维持国内就业量，

　　所以不能不限制进口，竭力向国外推销本国商品。这种办法即使成功，也不

　　过把失业问题转嫁给邻邦，使得邻邦之情形恶化而已。不，国际贸易将不再

　　是这样，而是在互利条件之下，各国自己情愿不加阻挠地把商品与劳役互相

　　交换。

　　希望这种思想实现，是否只是空想呢这种思想会不会深入人心，形成

　　社会演变之原动力呢这种思想所要压制的利益，是否比所要效劳的利益，

　　更明显而强有力呢

　　我不想在这里提出答案。至于应当采取何种实际办法才能把这些思想逐

　　渐实施，即使提纲挚领指示，也须另成专书。不过假使这种思想是对的作

　　者本人必须有此假定，才能着手著作，那未我敢预言，说这种思想在未来

　　不会有多大力量一定是错误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一般人都渴望有一个更基

　　本的诊断。非常肯接受，而且只要说得人情人理，很热心要试试。即使撇开

　　此种当代情绪不谈，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

　　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

　　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

　　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

　　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

　　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

　　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沦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

　　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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