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 崇祯四年的二十七个瞬间（八）

    第八章、崇祯四年的二十七个瞬间（八）

    ps：上一章古文部分的若干bug已修正，感谢热心读者的提醒与关注。

    ※※※※※※※※※※※※※※※※※※※※※※※

    第八个瞬间：潜伏的触角

    崇祯四年十二月，鲁南平原

    北国鹅毛般的大雪簌簌而下，江河湖塘尽皆冰封，天地一片银白。可怕的风雪又一次横扫过原本就因为频繁的天灾而日趋荒芜的土地，也扫荡着那些勉强挣扎求活的劳苦百姓。

    白雪皑皑的荒凉旷野上，无数零零落落的大小队伍正在络绎而行，其中不乏扶老携幼的人，沿途倒满了冻死饿死的尸体，上面已经堆积起雪花和冰凌，变成一个个白色的坟包。但行走的人却并不理会他们，偶尔有些亲友稍稍嚎哭一阵，也只得站起继续赶路，朝不保夕的廉价生命，让死生离别也显得如此冷清。

    ——当登州镇的屯堡农庄一片欣欣向荣，结束了一年劳碌的军户农民们正在暖和的屋子里一边烤火，一边盘算着该去门市部（供销社）置办多少年货之时，山东省其它大部分地方却到处都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小冰河期纷至沓来的天灾和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让庄稼的亩产下跌到了悲催的地步，而凶狠如虎的地主家丁和官差衙役，又把仅有的一点儿粮食收获统统夺走，不给农民留下半点活路。

    事实上，大明朝廷为辽东战事而摊派的“辽饷”，仅仅从数字上算的话，其实并不算多，但在各级贪官污吏的层层加码之下，却已经膨胀到了农民无法承受的地步——最终要征收的粮食，居然比田地里的全部出产还多！等到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时，那些屋里空空，肚子里也空空的农户们，为了还能看到新一年的太阳，而不是在家中沦为饿殍，只能相继含泪告别家园，顶着寒风踏上了前途叵测的漫漫逃荒路。

    天寒地冻之中，这些茫然逃荒的饥民们，成群结队在不知终点的路途上蹒跚前进，沿途不断的留下尸体，他们漫无目的地向着县城、府城或者一切地方的城市而去――即使是最愚昧的灾民们隐也约知道：只有到了城市里才能有一线生机。否则，就算不被饿死也要被冻死，如果本地的城市不能收容他们，他们就只有背井离乡，逃亡到那些更加遥远的州县去碰碰运气……无数被饥寒驱使，为生存所逼迫的难民人流，就这样在鲁南的各条大陆上缓缓的蠕动着，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也都有人加入，凡是他们走过的地方，简直犹如蝗虫过境，一切都被统统吃光了――从树皮草根到动物甚至是人的尸体，一概不能幸免。

    沿途那些村镇的乡下大户们，听闻警报之后已经逃避一空――他们不是进了相对坚固的府城和省城，就是逃到了更为遥远也更为安定的江南，自从鲁南各地在崇祯年间接二连三地闹过一堆“白莲教”、“闻香教”之类的民乱之后，这地方已经变得十分危险，许多有资产的人纷纷躲到到省城或者江南“逃嚣”去了。

    另一些村镇的乡民则修起了寨墙，练起了乡勇……那些曾经捏着锄把的手，现在紧紧的握着哨棒和木枪，警惕的注意着经过村镇附近的难民们－－饿红了眼的灾民们一般都有着“吃饱了再死”的觉悟，而村镇里积存的一点点粮食给自家人吃都还不太够呢！在生死线的边缘，任何人的心都会变跟钢铁一样的冷硬。

    那些没有去外地“逃嚣”的地主土豪们，同样带着自己的家丁、长工，拿着弓箭和大刀，站在了寨墙上。原本穿着绫罗绸缎的身子，现在裹着匆匆赶造出来的棉甲。一方面是监督乡勇不要懈怠，一方面也要努力表现出自己“身先士卒”――毕竟他就是这寨子里财产最多的人。一旦寨子被打破，那些原本就被剥削到身无长物的穷光蛋，或许还没什么大的损失，最多就是跟着流民一起去逃荒而已。但他们这些地主土豪别说家产了，就连妻小和性命也未必保得住！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候，又哪里是容得你当软蛋的？

    呼啸的风雪之中，诸位乡勇眼睛里看到的是外面黑压压的流民，脑子里想到的却是前几天传来的各种恐怖消息：哪个村镇哪个寨子被难民们吃了大户，谁谁谁的家当都被抢了，谁谁谁全家被难民给杀了――寨子里最富的大地主，一个年过五十的大胖子扭头转来转去，看着身边乡勇们一个个缩脖蹙眉的样子，只得善财难舍地咬咬牙，一跺脚吼了一嗓子：“……都给我看紧点！晚上吃犒劳，猪肉白面菜盒子随便吃！”

    片刻的寂静之后，寨墙上接着便是一阵“谢老爷赏！”的纷乱吼叫。

    接着，在这般厚赏之下，诸位乡勇也稍稍有了些精神气，犹如唱戏一般，一个个拿腔作调地吼了起来：

    “……大伙儿刀枪拿得紧！”

    “……拿得紧！”

    “……寨子把得牢！”

    “……把得牢！”

    ……

    像这样的场面，在鲁南的很多寨子里，几乎每天都要重复几次。平日里不要说给长工、庄户们吃，就是地主大户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白面和猪肉，在这些日子里也都不得不豁出血本，拿出来作为犒劳收买人心。

    但是，这些地主大户们，在心疼、恐惧和担心的同时，却又暗自有着几分窃喜。随着流民的一路扫荡，许多良田正在相继变成无主之地。对一些野心勃勃的人来说，正是扩大产业的好机会――至于种地的农民，他们是死不光的，等到风雪过去之后，在来年春天，那些还没饿死的人总会回来继续给老爷们干活的。

    当然，前提是这些地主大户们能熬过这一关，在此之前没有被难民们“吃大户”，在骚乱中死于非命。

    ——在这个老实农民已经变成吃人怪兽的绝望时刻，不管是州县还是府城，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官老爷们，通常都不愿意去干涉难民的行动，从而给自己惹祸：只要难民们没起反，没围县城，就算吃了几个乡下地主的大户，屠了几个寨子，也算不了什么大事。除非苦主有着非同寻常的背景，否则官府只会让他们自认倒霉。那些留在乡下的大户们，若是想要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就只有自己出头拉队伍一条路。

    但即便每个乡下大户都懂得这般道理，每年流民过境的时候，依然总是会有许多寨子被攻破——有的是寨子小壮丁少，面对大批饥民的围攻实在顶不住，有的是地主土豪吝啬财货、盘剥过甚，弄得守寨乡勇临阵反水……等到饥民们扫荡了寨子里的鱼肉米面、金银细软，留下一片废墟扬长而去之后，周围的地主大户就会像秃鹫一样猛扑上来，兴高采烈地把寨子原主人名下的田地瓜分殆尽，让一户缙绅从此消失。

    在绝望的明末中原，这样的情景年复一年地不断发生，无论是地主、佃户还是自耕农，都只能在生存与死亡之间挣扎，在这个炼狱里不断煎熬，同时又无限贪婪地吞噬着彼此的尸体，来赢得一点短暂的满足……天地之间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养蛊木桶，没有人知道最后从桶里爬出来的会是什么……

    ※※※※※※※※※※※※※※※※※※※※※※※

    苏鲁交界之处，海州城

    虽然从陕甘到齐鲁的偌大一个中原神州，此时都已经被大明那些有良心的官绅们给盘剥得遍地“路倒”，千村万户无炊烟，但得益于近在咫尺的淮北盐场这个聚宝盆，海州百姓的日子貌似勉强还过得去。

    所以，这一年腊月里的海州城也还没有关闭城门，禁止北方的难民入城，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城里同样已经办起了练勇，把关厢和附近各村的丁壮组织起来，随时准备“弹压”饥民作乱。城门口则挂着用于杀一儆百的几颗人头――始终是血淋淋的新鲜货色，城外又多了几个草草搭建起来的棚子，熬着一锅锅清可见底，霉味十足的“稀粥”。就是这样的稀粥，云集在附近的难民还不是每个都能吃得上，每天衙役给饥民发多少“筹子”是有个定数的，轮不到的饥民只能饿着，一直轮不上就饿死拉倒。

    然而，随着饥民的云集，在粥棚附近也出现了另一种繁荣的贸易。从徐州、扬州甚至更远的江南来的人牙子们，躲在轿子和骡车里，仔细的盘算着自己能够得到多少“猎物”，又要给本地的同行多少好处。有些人则在人堆里逡巡，物色着可以收买的对象。少年男女是第一目标，随后是有姿色的年轻女子。插着草标的人口就这样不断被装上骡车，然后一车一车的运往运河畔装上船只，沿着大运河转送到各地去发卖。

    在这一片畸形繁荣的人口贸易之中，甚至连某些来自大明帝国最边缘地带的势力，也悄悄参与了进来。

    ——熙熙融融的嘈杂声之中，前不久鉴于鲁南局势急剧恶化，刚刚从山东沂州后撤到海州的海南岛穿越众元老院北上特派员，自称道号“盗泉子”的张应宸，穿着一身道服，外面裹着一件棉袍和一件狗皮短袄，骑着一匹小毛驴，背后跟着两个刚收的小道童，穿行在海州城门附近聚集的人群中。不时向周围的人颔首致意――最近几天，他一直在海州这里行医济人，已经有了“活神仙”的美誉。不仅是难民，就是在粥场周围维持秩序的衙役、乡勇们也有不少受了他的医疗，对他纵然没有敬若神明，至少也是客客气气的。

    “……道长，您上次给的药，我已经让孩子吃了，果然止住了腹泻，您真是活神仙――”一个笑容可掬的衙役拦住了他的去路，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孩，“……还请你再给看看，有没有落下其它毛病……”

    “……哦？既然是止住了腹泻，性命就不碍事了。”张应宸很有风度地含笑说道，“……贫道现在有点事情，回来再来给你的孩子瞧瞧。你先将这包药给他服下，多少有点滋补的好处……”

    在这位衙役的千恩万谢中，张应宸施施然地走了过去，这样的事情他在一路上几乎是应接不暇，就算是时不时到粥场上来巡视的典史和本县的乡勇首领，见了张应宸往往也要客套一番。

    ——事实上，在张应宸刚来到海州城的时候，这边的官儿和缙绅们对他原本是非常戒备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但凡遇到自然灾害之后，往往是各路邪教开展宣传、忽悠信众的大好机会。

    根据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在上千年的历史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那些在大灾之后出现的僧道神汉，又是以行医说法为目的，那么几乎是十个里面就有七八个带着“图谋不轨”的企图，而在这几年的山东和淮北各地，也确实是白莲教、闻香教猖獗，各种大小“教乱”不断，让官府的警惕心一直没有放松下来。

    ——山东地面上的会道门门类庞杂，大的有闻香教和罗教，至于各种支派、会道门更是名目繁多。闻香教的名气很大，力量也最大。白莲教首领徐鸿儒就是河北蓟州闻香教主王森的徒弟。白莲教在山东潜伏经营二十多年，徒众二百多万。盘根错节，势力极大。天启二年的暴动失败之后，白莲教在山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余党实力犹存，继续潜伏活动，崇祯二年就曾围攻莱阳，同年白莲余党朱炳南也在河南睢州进攻官府。至于罗教更是土生土长：祖师是山东人罗清，在漕运兵丁中有较强的实力，其支派也很多。

    对于这些山东乱党来说，以盐场而富饶的海州，就坐落在山东隔壁，自然是他们眼中十分垂涎的一块大肥肉。就在最近的一个月里，已经有好几个好几个所谓的“道士”或者“和尚”，以及没有任何宗教装束的所谓“神汉巫婆”之类的人物，因为行为诡异而先后引起了海州本地官府的注意，很快就在官府和缙绅的打击之下彻底销声匿迹了——要知道本时空的大明官府可压根儿没有什么人权概念，发现可疑人物就抓回去拷打一番再说，乃是各地官府的通行惯例。更何况现在又是非常时期，许多人只是因为言行可疑就被砍了脑袋，或者在衙门里被拷打致死，还有些倒霉蛋则是死在了暗无天日的监牢和衙门门口的站笼里。

    张应宸这个穿越者道士，之所以能够在海州城的严打风暴之中免遭上述厄运，第一是得益于二十一世纪的正规医学院学历和丰富的行医经验，他的医术比较高明，携带的各种药物更是高明；二来是在穿越众集团的帮助之下，他有着正式的官方道士度牒，外加一份之前通过关系从某个缙绅家里搞来的名帖――这两样东西在保护他的安全上起很大作用。而且他在治病行医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一般只说些行善积德之类的话语，从来不搞什么“颠覆性**教唆”……所以时间一长，官府和缙绅也都渐渐对他放心了。

    然后，张应宸这些日子里整天在城门外的“人市”里转悠，不断购买“可爱的男孩子”的行为，无形中也给他提供了很好的掩护——让很多心思龌蹉的家伙恍然大悟，认为这个道貌岸然的“盗泉子”，其实也就跟明末那些实为“角色扮演类妓院”的尼姑庵一样，不过是个披着一身游方道士外皮的人贩子罢了，只是居然还真的愿意治病救人，似乎多少还有点慈悲良心……在这等道德沦丧的乱世里，已经是实属难得了。

    ——作为一名似乎是生来就要改变世界的穿越者，张应宸在沂州和海州之所以表现得如此低调，是因为元老院分派给他的工作，本来就不是在山东搞邪教煽动什么民变和“教乱”，甚至连收集人口都只是可有可无的附带任务。他此次北上的真正目标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收集情报。

    首先，张应宸深入北地的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考察一下当地白莲教、罗教、闻香教等组织的活动状况和煽动能力，现在看来，这些大明朝的传统**组织确实有一些活动，但是地方官府尽管无心也无力赈灾，却对此十分的注意――毕竟距离天启年间那次席卷山东的白莲教之乱还不到十年，教门组织的元气尚未恢复，地方上的警惕性也还在，要利用宗教手段把民众煽动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总的来说，在后金军破关深入山东，或者山西农民军横跨中原打过来之前，山东估计还不会大乱。

    其次，自然就是考察一下山东半岛尖端的登州镇，这个带着明显穿越者痕迹的地方集团，究竟在山东拥有多少实力，集团内部究竟有多少穿越者，对大明的忠诚心又有多少，对待己方势力的态度又是怎样，好让元老院在制订下一步应对策略的时候，拥有更多的事实依据——这才是张应宸本次北上的真正工作核心，他之前是更北方的临沂一带展开情报收集工作，但随着鲁南局势的日益崩坏，若是张应宸继续待在沂州的话，或许就有遭遇流民围城、玉石俱焚的危险，这才南下撤退到相对安全一些的海州城来。

    然后，待在海州情报站悠闲无事的张应宸，就被海州城门外日渐繁荣的人**易给吸引了注意力，连日来不断收购少年少女，准备到时通过联络船运回海南岛，对于长期极为渴求劳动力的穿越众来说，多少也是一个补充，同时也有利于元老院治下的人口多样化……可惜手头的经费实在有限，比如今天他在城门附近遇到了几个插标自卖的少年，长得眉目俊俏，一看就让张应宸颇为心动，但他此时已经搜罗了十余人，每天的吃喝用度都要花费不少，而海州的粮价又还在节节攀升，实在是不敢再收容更多的男孩子了。

    “……唉，鹿庄主什么时候才能把钱送来啊，不然上好的人口资源都给这伙人牙拉走了。”张应宸情绪低落地叹了口气，在心中如此暗自盘算着，骑着毛驴回到了城关厢的一座道观里。

    这地方说是道观，实则没有什么正经的道士，只有一个火居道人（不禁嫁娶生育之意）住着，勉强维持生计。张应宸只花了几个小钱，就租下了道观的房子，作为自己在海州城里的临时活动基地。至于元老院编制下真正的海州情报站，则设置在海州城外——《西游记》之中那座孵出了孙悟空孙猴子的花果山上！

    明末之时，海州（后世的连云港）的花果山（原来的正式名称是云台山或苍梧山）还没有像现代那样因为泥沙淤积，海岸线拓展，逐渐变得与西边的陆地相连，而是依然跟《西游记》描写的那样，是兀立于海中的一座岛屿，与海州隔着一片汪洋。岛上地形崎岖，山地多，平地少，即使是仅有的一点儿平地，也大多以盐碱地和沙地为主，不能耕作。所以除了零星几户渔民和一两处极度破败的道观，几乎没有什么人烟。虽然因为《西游记》的广泛传播，这座曾经默默无闻的花果山，此时已经在社会上多少有了些知名度，但明朝的旅游业毕竟无法跟现代相比，明末乱世更不适合游山玩水，所以崇祯年间的花果山依然一片荒凉。

    不过对于以舰队为机动力量的海南岛临高元老院来说，此岛却是绝好的前进基地，首先是相对偏僻，不引人注意。其次，在战时只要配合少量的海军舰艇，用少量部队为基干，就能确保整个岛屿的安全。岛上高耸的山崖可以设置警戒哨所，虽然岛屿本身物产不丰，但对于海军来说最关键的淡水却相当充足——花果山上到处都是潺潺流淌的溪流和泉眼，《西游记》描写里的“水帘洞”可不是编造出来的。

    于是，奉命北上设立情报站的鹿文渊，就在花果山这座海岛上置办了一座庄园，名曰“猴王庄”，作为元老院挺进北方的触角——前期以收集苏鲁地区的情报，小规模销售商品和打通人脉为主。待到时机成熟，就可以摇身一变，作为元老院发动北方大陆攻略的中继站，类似于鸦片战争时期的香港岛和舟山。

    不过，这花果山上的庄园虽然安全隐蔽、易守难攻，但毕竟距离海州城还有一定距离，难以更加切实地了解第一手动态情报。所以张应宸从沂州后撤下来之后，在花果山的猴王庄待了几天，感觉实在闲不住，又来到海州城找了个临时住处……为了勤俭节约，他落脚的道观看上去破落不堪，第一进的破屋子里以前就是住着乞丐，现在则是挤满了张应宸最近采购的少年少女，个个都饿得脱了形。张应宸从夹道里进去，到了后面，看到那个火居道人和他老婆正在劈柴，便对房东草草打了个招呼，就往自己住的小院子而去。

    院门口，一个道童闻声立即过来迎接，但让张应宸意外的是，他还在屋里看到了鹿文渊庄主的身影。

    “……稀客，稀客啊！鹿庄主，你不在花果山当你的猴王，玩你的那些山东大妞儿，怎么却有闲心思跑到贫道的这个破道观里来？”张应宸一边赶紧招呼道童斟茶待客，一边还不忘在嘴上损他两句。

    “……什么事？自然是破财的祸事了！为了眼下越来越多的流民，府台大人召集地方缙绅开会，先是照例哭穷，然后就是命令大家‘踊跃捐献’，连我这个海岛上的外乡人，都被硬是摊派了五十两银子！”

    鹿庄主接过茶碗，没好气地说道，“……刚才我也到施粥的地方去转了转，瞧那粥锅里真是稀得能照出人影，还掺了不晓得多少泥沙草叶，放进去的米麦也都是一股霉味……啧啧，我捐献给衙门的五十两银子，若是能有五两银子被用在赈济灾民上，就该谢天谢地了！这还没算他们从朝廷那边弄到的赈灾银两呢！”

    ——自古至今，自然灾害之后的赈济最后总会变成基层当权者的盛宴，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皇帝也无可奈何――明知道救济钱粮拨下去就会被层层盘剥，到灾民手里十不存一，可还是要继续下拨，否则自然灾害就会激起民变――很多时候就是拨了再多的钱粮也一样会激起民变。所谓盛世和末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在盛世的时候，救灾物资即使经过层层克扣，灾民最后多少还是能分到一些。而到末世就成了官僚集团彻底吞掉一切的拨款和物资，压榨得老百姓活不下去，最后激起民变让皇帝上吊来顶缸。

    “……这就是行政能力的衰退啊！”张应宸评价道，“……当一个封建王朝处于盛世的时候，机构一般还能保持正常运转，官吏的**程度还没有影响到行政执行能力。但到了王朝后期，随着**越来越严重，行政体系的执行能力也跟着下降了。到了最末期的时候，整个国家就会进入无政府状态，别说灾民了，就连军队也得靠打家劫舍过日子，哪怕敌兵围城、刀锋都架到脖子上了，文官们还是不忘贪污和克扣……”

    ——凡是读过李自成的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明末“福禄宴”的残忍故事：当时李自成纠集农民军围攻洛阳，企图夺取洛阳城内福王府囤积的无数金银粮米。而洛阳的城墙和堡垒虽然十分坚固，守军却在战前就已经欠了半年的军饷，对身后的洛阳官府和福王朱常洵自然是怨声载道，纷纷怒言：“洛阳王府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军心一时间极为不稳。

    面对这样的情况，正如大明朝臣一遇到缺钱就想让皇帝拨发内帑一样，洛阳文武也是自己一毛不拔，一心指望着福王能够忠君爱国、慷慨解囊——先是洛阳知府和总兵去福王府上门劝捐，未果之后，又请当时隐居洛阳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福王府，劝朱常洵开府库赈济饥民、犒赏军士。可惜据说当时福王嗜财如命，根本不听。最终导致守军因怨生恨，只战斗了一天就倒戈哗变，向李自成献城投降，洛阳遂陷。

    李自成攻破洛阳之后，逮着了逃跑失败的福王，便命令手下人把这个三百斤重的肥王爷给绑起来，剥光洗净，又从福王府的花园弄来几头梅花鹿宰杀，与福王一起丢进一只大鼎里共煮成肉糜，名为“福禄宴”，供将士们共享——从此，福王朱常洵就成了文人们口诛笔伐的笑柄，好像洛阳陷落都是他的罪过一样。

    可当时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洛阳之战爆发前夕，福王虽然一开始确实是推脱着不肯出钱，但在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的再三劝说之下，最终还是捐献了三万两银子。再加上洛阳城内其它士绅的捐献，最后总算是凑到了五万两白银，一千石粮米。在这批钱粮送来之时，洛阳的守城官兵当即就欢声雷动、士气大振。

    可问题是，即使是在这等兵危战凶之时，洛阳文武依然没忘了漂没钱粮，甚至克扣得比平时还要凶狠——五万两银子刚刚到手，洛阳分巡道王胤昌便留下了一万两，王绍禹总兵也克扣了一万两，洛阳知府冯大人吞了八千两，洛阳推官卫大人拿了三千两……一番七折八扣下来，发到守城的四千多官兵手里时，账目上的五万两银子已经只剩八千两，几个小军官又合谋吞了五千两，最后每个官兵只分到了区区几钱银子！

    偏偏之前官府募集到五万两银子的事情，全体官兵早已知晓，都眼巴巴地等着这笔空前大犒赏呢。此时一看，即使已经是流寇兵临城下的要命关头，诸位上司们依然这般苛待自己，于是一起一落的巨大落差之下，自然是气得人人大骂，满肚子怨气。接着，各路守军还因为各营银两分配不均，而在城墙上为抢银子爆发内讧，乃至于动刀子死了人。李自成趁机挥师猛攻，守军自然是投降的投降、溃逃的溃逃了……

    ——或许，那位福王朱常洵一开始之所以不肯出钱，恐怕就是因为知道以洛阳这帮昏官的作死秉性，即使给了他们再多的银两，即使刀子已经架到了脖子上，也只会拿去中饱私囊，照样不肯花在战事之上吧！

    不过，崇祯年间的大明公务员阶层，固然是充斥着无数的作死高手，但是再下面的缙绅土豪，其实也同样非常擅长以各种姿势来作死。比如同样在流寇横行河南的时候，有一次某个县城即将被农民军围攻，城中某缙绅预先得知风声，在城内囤积了不少粮食，预备在围城开始之后坐地起价，通过贩卖天价粮食来大赚一笔……谁知等到围城战开始之后，却被县令的一纸公文封了粮栈，把他的存粮都运到了衙门里去。

    该缙绅闻讯，在气急败坏之下，居然趁着农民军攻城正急，县令被迫带上全部兵丁到城头应付战事的时候，悍然发动家丁纵火攻打县衙，企图夺回粮食。可当时守军本来就已经在农民军的强攻之下，左支右绌、摇摇欲坠，一看到背后火起，当即士气瓦解，兵溃城破……结果这位缙绅才从衙门里夺回粮食不到一个时辰，县城就落入农民军之手，他举家都被农民军杀尽，那些粮食自然也都被流寇头目给笑纳了……

    由此可见，面对这样一帮从上到下都热衷于作死的朝臣和士绅，崇祯皇帝的处境该有多么悲催了。即使他想要改变这种状况，朝臣也未必会配合——别以为那帮节操无底线的文臣只会作死，不会弑君啊！

    总的来说，崇祯年间的大明帝国统治阶层，上到内阁重臣，下到乡野缙绅，多半都是超一流的作死运动狂热爱好者，硬是把作死这种事情玩出了技巧、玩出了花样，一直玩到了匪夷所思、丧心病狂的超凡境界——否则也不会把偌大一个资源丰富、工商兴盛的超级大帝国，给一口气搞出这般扑街的悲惨命运。

    当然，这固然是大明王朝的不幸，是中华百姓的浩劫，但也是各路野心家眼中的机会——遗憾的是，在这个被各路穿越者穿成了筛子的时空，企图争夺大明王朝遗产的竞争者，似乎实在是太多了一点儿……

    “……老鹿啊！关于这几个月零星搜集到的登州镇情报，我这两天初步整理了一下，已经写了一个总结出来。那边大概可以确定身份的穿越者，暂时只有登州镇总兵陈新本人而已，还有他的民事主管刘民有，有很大的可能也是穿越的，至于登州镇内部还有没有其他的穿越者存在，这一点就实在是没法打探清楚了。

    而登州镇的势力范围，目前已经覆盖了山东半岛的尖端，几乎整个宁海州都被陈新给经营成了私人王国，在登州和青州则散布着不少零星飞地。在登州镇势力最强的文登县和威海一带，当地百姓都只知道自己属于登州镇的某屯堡，而不再理会什么州县衙门了……虽然登州军的常备编制即使算上杂牌也应该不超过一万人，但被登州镇完全控制的人口，估计已经达到了十五万以上，并且还在以滚雪球的速度继续膨胀。

    从装备和战术上来看，登州军虽然远远胜过了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明军，但使用的长枪、火枪和火炮等兵器，还有使用这些兵器的方式，依然没有超越欧洲三十年战争时代西班牙大方阵的水准。看起来跟黄石在辽东长生岛训练的那支‘救火营’相差无几，不过火炮的数量似乎更加充足一些。在我看来，登州镇这个势力真正的强悍之处，还是在于它的后勤动员体系上——那是一个类似于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根据地体系，可以在保证底层人口基本生活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把一块地方的战争潜力给压榨出来……”

    张应宸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一边从一只箱子里翻出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白纸，递给鹿文渊，“……这份报告，就请你下次让联络船带回海南岛去吧！话说回来，我上次托人跟你说的，让你带些银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