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关 温故“一九四二”

　　再看《温故一九二》，已是四年后的今天。

　　同开始看到时的感觉不同，现在除了震撼，已有些余味，大概是船要开动时的感觉――咣荡咣荡的摇摆，起伏，不能压抑的慌乱。

　　在重温灾难现场之后，我来到作者欲挥的思想之中，探询那层掩盖的事实。

　　历史上能装孙子的人不少，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他们都能装，也装的挺像那么回事――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后装了一回，让世人都知道他的无奈；赵匡殷在喝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装了，免得人走茶凉被人骂“过河拆桥”；朱元璋装的最彻底，也是最可恨，装的让人恨不得挖出尸体来鞭尸枪毙一百次都不解气。当然，这些都是历史人物，历史政治家，已经oVeR了，起码在一九四二oVeR了，不能祸害到这个时候的中国，但我们可以总结到，能成为历史“人物”，历史政治家，不但要有手腕，必然也要会做人，那么装孙子的技术也势将高人一等，那么，我们要找哪个统治者呢？

　　史料记载，这个时期执政的国家最高元是蒋介石。

　　老蒋的生平，充满着惊涛骇浪。政治家的生涯使他狡诈似狐狸，老辣如油条。面对这么一个人，换成是谁，也要小心谨慎，即便如此，也要作好随时被推出午门斩的心理准备――老头心理想什么，一般人不知道。

　　说远了，一九四二年，蒋在重庆黄山官邸遥控中国，作为中国为时最高统治者，蒋为中国所作出的一切，有功有过，我书读的不多，却也略知一二，也不细说，到此打住，我们转过头去，看看老蒋是如何救灾的。

　　如同历史上大多执政者的性格一般，老蒋也心思细密，善猜多疑。抗战的艰苦（也许是抗共，也许是抗日，这里不谈），民生的苦难，他身为国家最高元，比一般人知道的并不少，但正如作者所言，“同样作为摆在他文件餐桌上的，还有：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等。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邱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

　　这些话，令我“浮想联翩”难以抑制。

　　归根结底，三千万灾民在中国，只是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1o多一点，而在老蒋看来，上报的官员因河南地区乃抗战最前线而谎报实情，故意夸大，加上死人的年代多的很，天灾**势不可免，相比之下，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老蒋当时的想法――可能有灾情，但不会这么严重――确实比较正常，后来关于此事的研究作者们认为老蒋不体恤民生，不爱民如子，确是冤枉。

　　但是，当老蒋并未作出救灾的指示时，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也许是宋美龄访美，也许是甘地绝食，也许是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因为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有着绝对重要地位的事件，也是可以瞬间改变一个时代的事件，他错过，或者一个错误，就会成为历史罪人，同样，相反地，处理得好，就是民族伟人，就是英雄。所以，当老蒋听到河南有灾祸，祸及三千万黎民百姓时，他不甚了了地说了句“可能有灾情，但不会这么严重”，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所谓的作家们的指责，似乎欠妥。

　　后来生的一些事，成了灾祸后的必然，也是老蒋“大意”后的结果。

　　史料记载，“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而在这之后呢？那些灾民又如何呢？

　　前面已经提到灾祸中的辛酸，我已不忍再次猝读，但字里行间的辛酸处，我无意中现了如下一段话：“关东比陕西富庶，易于人活命。但我（作者）考察历史，我故乡（河南）没有向关东逃荒的习惯: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的事。我故乡遇灾遇难，流民路线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虽然西边也像他的故乡一样贫瘠。当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东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去了是去当亡国奴。”当我再次读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中国人的骨气是如何之硬，中国人的尊严，是如何的不可挑战！面对如此残酷的饥荒，死亡在逼迫着每个人，意志力走到了最边缘，人性早已不复存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仍没有人会为了生存而当亡国奴，仍没有人为了那一口残饭出卖国家，因为他们仍存在希望，因为他们仍有他们的军队，他们仍有守卫中国的，守卫他们自己的士兵！

　　看到这里，我不禁为我的先人暗自喝彩：他们失去了生命，却得到了尊重；他们纵然死的很惨，死的很苦，甚至死的没有了人的样子，但他们的灵魂仍是光亮的，仍是高大的，仍是值得敬仰的！所以我羞愧，我羞愧着为同为中国人看到这些字眼而耻于承认自己是灾民的后代！

　　当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以及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将灾难的照片交给老蒋过目时，这位当时中国的最高元，国民党最高执政官，终于作出了迟来的决定：救灾――虽然很迟，但三千万河南人没有死光，还是要感谢他的，感谢他的赈灾款，感谢他的赈灾食物，感谢他作出赈灾的决定！

　　也许老蒋当时的灰头土脸有些掉面子――确实，在本地的报纸《大公报》刊载《豫灾实录》、《看重庆，念中原》等报告文章后，在封停了《大公报》，解雇了战地记者之后，在《时代》周刊向全球报道这一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后，终于作出这个决定，是有些作为执政者所不该的后知后觉，但我们在前面也说过，同样是一件事，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位置，作出的选择自然也不一样，这点，我们勉强理解吧。

　　赈灾款在经过层层叠叠的政府机关领导组织之后，终于落实到灾民手中，这时，我们已看不到灾民眼中的感激――没有人会为了一斗米，一石粮而忘了死难的同胞、亲人，感激此时已用不着。

　　一斗米，一石粮可以救活多少人？

　　我没经历过这种灾难，不能估计，不过以我个人的量来说，以饿不死的标准来看的话，这些是远远不够的――除非每天都有这种“赈灾款”，否则没有人可以当神仙，当真到了辟谷的境界。

　　老蒋不是不知道，而是管不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老蒋当时敌人太多，军费开销太大，下拨的这些赈灾款（三亿元），不过是面子上好看点，不致“官逼民反”罢了，真正落实到个人手中，每人1o块钱，在那个时代，别说老蒋，智障都知道不够！

　　另一个问题是，老蒋下拨赈灾款，通过的渠道，每个地方都要剥削一点，都要拿走“一小部分”，都要上缴一定的税额，都要给写“好处费”，真正落实下来，不用我说，每个人大概都会知道，这时候的赈灾款，已经完完全全，货真价实地成了一小撮人的赈灾款了。

　　综合以上情况，没有人再关心他们的命运，没有人再怜悯他们的遭遇，被时代遗弃的三千万灾民，就这样，饿死三百万人，已经是完全算不上什么了。

　　我知道我这样说有些冷血，有些没人性，但更没有人性的还在后面呢。

　　赈灾款救不活三千万人，但日本鬼子可以。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这样说，可能撇大多中国人于不顾，不过没办法，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九四二”，而不是八年抗战，日本鬼子救了三千万中国人，这是事实，是不可逃避的事实！

　　后面已不用我再多说，日本人救了中国人的命，就这样，主宰河南人命运的小官吏，小地主，都被我们自己人，我们中国人结果了性命，还有那些驻扎在河南境内的大部分士兵，同样地都被我们的人民缴了械。

　　有人愤慨了：这些汉奸，真不如早饿死！

　　我冷眼看此人，不屑骂他。

　　纵然，“日本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但是，是谁人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结果？